导演陈俊志：纯粹的创作里 生命如花朵

1994年，发生了轰动美国的O. J. Simpson杀妻案。陪审团最后裁决：辛普森无罪。曼哈顿域内对这个判决的反应泾渭分明：黑人区一片叫好，白人区眉头深锁。陈俊志当时就读的纽约市立大学是黑人电影传统很强的学校，他从身边接收到了不同于白人主流社会对此一事件的意见。 「这件事情对我有很大的潜在影响。我知道要做一个同性恋，是要吃尽多少苦头，被扒多少层皮，才能活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在用自己人的眼光拍自己人的故事时，有一种同为幸存者的悲悯，这个肯定跟异性恋者不一样。异性恋者绝对不可能想到『Strange Fruit』，他们绝对是那些认为司法不公的华尔街白人，因为同志的命运绝对不会比黑人幸运多少。另外，我觉得文学还是主宰了我的命运丶生命丶创作非常大的部分。纪录片里的客观，我毋宁会用亚里士多德《诗学》里的『Poetic Justice』（诗的正义），而不是新闻学的客观正义。」

1997至1998年，陈俊志进入台北城内的同志地景，记录了12位同志少年的一些生命时刻，最后挑选出个人特质强烈的3段，剪接成《美丽少年》。它以自主方式公开放映，打破当时同志电影总是悲情的形像，跻身成为台湾当年最卖座的本土电影头三甲。纪录片中三位主角阳光开朗的特质及他们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正面意义，吸引了教育界的注意，许多高中及大专院校社团争相邀请陈俊志到校园演讲座谈。而在这明亮欢快的背后，其实隐藏着陈俊志所恪守的纪录片伦理。「我不忍心，也没有权力『真实地』纤毫呈现某些伤痛的同志家庭记忆。我必须先少年们及他们的家人一步，扪心自问：『播出之后呢？』纪录片不是剧情片，一播出来大家就知道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如果这个身份是客家人丶福佬人……都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人是同性恋就会有问题。所以我当然要先替他们想到这一点。」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影片尚未上映就被电视台擅自盗用画面长达4分钟，窜改音画丶移花接木，制作成一集充满扭曲及负面报道的同志专题。控告东森电视台的官司进行了两年多，其后，他花了好几年养伤。 也许在决定出柜（甚至更早时选择具有独立精神的纪录片为专业志向）的那一刻，就注定着他必须以肉身与大环境与体制抗争。当年能够出柜的同志少之又少，社会上一旦发生同志议题的事件，陈俊志丶许佑生丶阿哲（晶晶书库创办人）丶王苹（台湾性别人权协会秘书长）都要代替所有不能发声的同志说出公众意见。「喀飞（台湾同志谘询热线协会第一届理事长）有一句名言：『在台北，做一个专业的同性恋可是很忙的。』1998年华人同志大会在香港举行，两岸三地的同志运动者都有一个感慨：大家不是病了丶疯了，就是坏掉了。华人社会因为不能出柜的长期时代的不正义，使得上一代的运动者耗损非常巨大，同性恋人权运动的苦闷是其它所有的异议性人权运动者难以想像的。」叶永鋕的悲剧发生在2000年初夏的早上。屏东高树国三学生叶永鋕，在音乐课上举手告诉老师他要去尿尿，那时距离下课还有五分钟。……叶永鋕在厕所被发现倒卧在地，只能发出微弱的声息，挣扎着试图爬行，鼻子嘴巴流血，外裤拉链没有拉上。……高树国中在悲剧发生当下，立刻清洗厕所。甚至到命案发生第二天，法医到厕所勘验时，校方都没有封锁现场，刑事案件最重要的直接证据，已被校方破坏殆尽。……从一年级开始，叶永鋕因为声音尖细，爱比兰花指，喜欢打毛线丶烹饪，常和女同学在一起，就被一些同学强行脱裤以「验明正身」。……在高树乡拍摄完的客运夜班车上，我心思凌乱地越来越觉得我也是刽子手，我手上沾满了鲜血。在残忍的永鋕死亡的真相背后，我手上和每个潜意识里歧视娘娘腔的人一样，我手里也淌着永鋕身上汩汩流出的血。……我一直思考着，如果叶永鋕能够活下来，他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他的生命将长成如何？────《人间●失格：高树少年之死》 2000年发生的叶永鋕事件，陈俊志是第一个只身前往屏东高树现场的性别运动者。到2007年，校方和叶永鋕父母的官司终于落幕，高树国中败诉，还给叶永鋕丶及他的家人最基本的正义。这个案子促成了《性别平等教育法》的地方保护。但持续7年的追踪，也成为陈俊志同运经验的分水岭。 「我在专业上本身就是一个很反叛丶很具抗争性的纪录片作者，光在我的专业生涯里，我所承担的心力负荷已经很大了。这个事件到达了个人运动者可承担的临界点……我再有信念丶再有热情丶再有酷儿理论的知识，我真的也没办法。因为现实是那么的荒凉，高树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完全没有社会运动的组织，这件事情又那么恐怖，永鋕死得那么恐怖……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运动者，我真的已经……」被消音的一页共生相 有人说，身份是一个框架，是划分族群的方式；但也有人说，身份也有可能是一个桥梁，得以在不同领域之间跨越丶连结。由于本人对同志身份的高度自觉及行动，使得旁人在认识陈俊志以及他的作品时，往往简单以「同志」角度切人，从而忽略了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和敏感的作者，他所感知到的世界的另一部分真实。而纪录片工作者所关怀的「边缘」，恰好正是人们没有看见或不愿看见的角落。因此，陈俊志说，写作《台北爸爸，纽约妈妈》最开始是一种愤怒，「对于身为同志，自己要跳出来发声的愤怒，也许是大家比较可以理解的。那为什么身为一个台美底层移民家庭的长子，我长期累积的对于家族身世的喋声与不被看见的愤怒，却是比较难以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