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制造伍德斯托克》原作者埃利奥特·提伯

──摘自《制造伍德斯托克》 《城市画报》：你认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核心精神是什么？它为何如此重要？在1969年，当时的世界在关注越战和人类登月这两件事。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后来催生了「伍德斯托克之国」。我们关注和平丶友爱和音乐，反对越战。当时我们大都认为登月是政府和科学家合谋作假的玩意儿。这种想法至今仍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可。我很怀疑，既然科学家告诉我们月球上没有大气层，没有风，那么，那些登月图片上的美国国旗又为何能够「迎风飘扬」？ 显然，世界需要更多地去关注和平丶友爱和音乐，而不是核武器。 《城市画报》：你对嬉皮的核心精神有何看法？你是一名嬉皮士吗？我从来就不是嬉皮士。我曾经是一名大学教授，教美术和应用美术以及设计课程。在伍德斯 托克音乐节之后，我成为了一名作家，幽默作家。我想，嬉皮运动是人们对狭隘思想丶拜金 主义以及墨守社会成规等错误观点的反抗。 「伍德斯托克证明了只要数量足够大，人们便可以行使他们本来并未享有的自由，特别是当那些自由不伤害任何人的时候。」 「伍德斯托克最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我所知，从来没有人写过──是性的多样性。各种性取向的人都来到了音乐会上，且人数极大。」──摘自《制造伍德斯托克》 《城市画报》：你看过李安导演的《制造伍德斯托克》（Taking Woodstock）吗？据说这是部喜剧，是真的吗？我有参与到这部电影的制作当中。李安导演一直被认为是极具天赋的导演，感情非常细腻，在他以前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幽默和人性惊人的洞察力。 我在一个月前看了这部电影，绝对是精彩之作，以细致的情感为主导，幽默而动人。这的确是部喜剧，讲述一个怀有梦想的年轻人（我）的一次私人旅程，也是一个寻梦的旅程。里面没有车祸，没有凶杀等暴力的场面，只是讲述了成百万的人因爱而相聚，为和平和音乐共度了三天的美好时光。 《城市画报》：你认为是书中的哪一部分吸引了李安？在2007年8月，我在加州为这本书原版精装本做巡回宣传的时候，应邀参加了一个电视的访谈节目，出席节目的另一个嘉宾就是李安导演。我向他表示了对其电影作品的欣赏之情，并说道：「但是你的片子都是悲剧，你愿意拍一部喜剧吗？」他说，只要找到好的剧本，就一定会拍。于是我把自己的书给了他。两个月之后，我接到了焦点影业电话，说他们想以我的书作为蓝本，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四十周年之际，拍摄一部电影。我当时高兴得跳到天花板去了，好像中了彩票一样。 李安说，他是被我的个人故事所吸引，在这个故事里，我促使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得以实现。在此之前，他也像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样，对这个音乐节的诞生毫无头绪。 附录李安：「我还想为这个音乐节保存一点神秘性，这个东西一旦说透了丶拍出来了，它的意义也就丧失殆尽了。」编译：杨凡 说「伍德斯托克」「伍德斯托克」在美国举办的时候，我在台湾的电视上看过现场的片段丶听过那些歌丶也见过嬉皮士。这些让我感觉到美国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感觉到了一丝不安，害怕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不过后来也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我记得那时候似乎全世界都在开演唱会，有人把这个叫做嬉皮士入侵。 「伍德斯托克」是无法代替的文化符号，对我来说，它的精髓就是纯真，在那个年代，年轻人聚在一起寻找快乐丶平等，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当然，毒品丶性是音乐节的衍生物，我们在影片里有几个这样的场景，在今天来看意识是挺危险的，但我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这场音乐节是完美的，而我想现在已经无法重现当年的美好了，我很怀念那个时代。 嬉皮有自己的历史来源，它只是一种现象，争取人权丶反战丶女权丶同性恋权益。其实是这些权益受到打压之后，有了反叛的需求。当时的美国人用这套方法来藐视父母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吸收了很多中国的哲学，比如佛学，比如很多人读过《易经》与「竹林七贤」，他们组织起来过共产和嬉皮的生活，但是大部分年轻人只是反叛，不是嬉皮，只不过主流媒体统一把他们叫做嬉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