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同性恋史：20年代英法德"三国演义"

同性恋史上的布卢姆斯伯里

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原是伦敦中北部的居住区，现在经常被用来指称一个非常有名的英国上流文化人圈子，这个圈子与同性恋也有不解之缘。

1905年，弗吉尼亚·伍尔芙、瓦内莎·贝尔（前些年在中国引起官司的、著名的K的英国情人朱利安的母亲）等人发起，在伦敦布卢姆斯伯里戈登广场46号举行的周四晚会，被视为这个圈子成立的标志。对中国读者而言，布卢姆斯伯里的著名人物除了上述两位女士之外，比较熟悉的似乎只能排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了——正是那个经济学家。

定期聚会搞搞沙龙，在上流社会本来不足为奇，“但是布卢姆斯伯里同时发展出一套性学理论和私人关系，质疑了维多利亚朝的道德基础”，这才是布卢姆斯伯里的引人注目之处。这个圈子里的男性成员大部分是同性恋者，女性成员中，至少伍尔芙是有同性恋倾向的——难怪她会写出《奥兰多》（Orlando）这样奇情异想的作品。据说小说《奥兰多》以女诗人维塔为原形，书中很多情节都以维塔的经历为素材，但是主人公奥兰多身兼两种性别，这种暧昧的雌雄同体似乎暗喻着伍尔芙本人的双性恋情结？1992年的同名电影选择了身兼两性之美的女演员斯文顿（T. Swinton）来饰演奥兰多，可谓深谙其旨。

那么在戈登广场46号的客厅里，通常在谈论些什么呢？首先是关于性问题的完全的言论自由，瓦内莎·贝尔写道：“大家可以毫不皱眉地谈论亲吻、肛交、口交和爱抚。”伍尔芙说：“性事渗透在我们的谈话中，‘男色’这个词不断在我们口中出现。我们带着同样的热情和自由来谈论交媾和谈论善良本性。”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有影响的性学家、前些年在中国颇有知名度的霭理士（Havelock Ellis）的学说，在这里也在被讨论之列——据说有人怀疑霭理士也是同性恋者，“他生活中的所有女性都抱怨他缺乏阳刚和性欲低下”。

《欧洲同性恋史》的作者弗洛朗斯·塔玛涅认为，尽管布卢姆斯伯里圈子并不是由性的无政府主义者构成，但它“至少创造了一种非常自由的生活方式。同性恋和双性恋是那里的标准，但却伴随着情人和伴侣的不断交换，感情的坦诚胜过嫉妒心”。事实上，布卢姆斯伯里这些成员之间，有着错综复杂但却相安无事的性爱关系。伍尔芙曾在《生命的瞬间》中写道：“在戈登广场46号，没有什么是不能谈的，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这是文明的一次伟大进步。”似可作为布卢姆斯伯里的写照。

革命导师的论述和红色苏联的情形

弗洛朗斯·塔玛涅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对同性恋的立场从未明确。”但是通过搜寻有关的历史文献，还是可以得到一些比较明确的结论。

恩格斯以厌恶同性恋著称，鸡奸在他看来是“性挫折和妇女堕落的征兆”，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反天性恶性”。1869年6月，马克思寄给他一份别人的宣传册子，恩格斯回信说：“你给我寄来的是一名非常奇怪的‘同性恋者’的东西。这真是反天性的暴露。鸡奸者开始清点自己，而且发现他们在国家内部代表一股力量。他们只是缺乏组织，但在这篇文章之后，似乎组织已经存在了。幸好我们已经太老了，不必害怕在这个党派胜利的时刻必须用身体向胜利者进贡。但你可以料到，一旦德国北方刑法立法采纳‘肛门权利’，那就大不一样了，对于我们这些用前面家伙的可怜人、受到女人的幼稚引诱的人，这会变得很难过。”

关于女同性恋，列宁表示：一个革命女性不可能是同性恋者，甚至不可能是女权主义者。他在1920给克拉拉·蔡特金的回信中说：“我不相信这些女性斗争的团结和持久，她们的个人罗曼史与政治活动纠结在一起。我也不相信这些好色的、随便哪个女人都能哄骗的男人。不，不，这一切与革命是不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