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同性恋史：20年代英法德"三国演义"

据说沙皇俄国对同性恋较为宽容，而十月革命后的红色苏联，对同性恋的管制趋紧。然而在1930年的《苏维埃百科全书》初版第十七卷的“同性恋”条目中，仍然认为同性恋者不是罪犯，“但以苏维埃法律来看仍然是一个病人”。不过这样的病人会受到很大的压力，许多人最终会屈服（至少在表面上如此），当时的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就是一个例子。

爱森斯坦是从旧俄过来的人，不过他愿意和红色新政权合作。如今他在电影史上的地位几近天神（任何宣称喜欢电影的人如果不知道他的影片《战舰波将金号》，就会羞愧得无地自容），在当时也已经有些名气。他尽力压抑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对友人透露说：“如果不是马克思、列宁和弗洛伊德，我会成为一个新的奥斯卡·王尔德。”但他只有在柏林和巴黎逗留时才能消除恐惧——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此时德国和法国的同性恋者们还将红色苏联视为对同性恋宽容的典范。最终爱森斯坦坦白了自己的私生活，同意回国结婚。以后也不再被允许拍电影了。

1934年苏联颁布新的法律，宣布同性恋为罪行，高尔基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讴歌“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胜利”，他还造出口号“根除同性恋，法西斯就会消灭”——因为同性恋已经被宣布为“法西斯变态”和“法西斯资产阶级的退化”。

同性恋与纳粹德国

纳粹主义和“泛同性爱”之间，本来是有着某些丝丝缕缕的关系的。

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人的审美观念上，“美貌”大都指一种“兼具雌雄之美”，从魏玛共和国到后来的纳粹第三帝国，“金发、古铜皮肤、纤长的流线型四肢、涂油的服帖头发代表着永恒的、几乎消除了性别的理想”。这一点确实可以从那个时期的艺术作品中看出来。

又如，汉斯·布吕厄（Hans Bluher）倡导的所谓“男性联盟”（Mannerbund），幻想建立一个精英贵族的男权社会，而这个社会需要男同性恋来作为精神纽带。他写了《作为情色现象的德国候鸟运动》（1912年）和《男性群体中的情色作用》（1917-1919）两部著作，在当时很有影响。他想象通过“少年摆脱了母亲和最初与妇女的联系之后，爱上了一个年纪稍长的男子……”这样的场景，建立起一个全球的“男性联盟”，最终建立一个“同性友爱的社会”。布吕厄的理论影响了当时许多青少年团体组织，揭示了这些团体组织领袖权力起源的同性爱成分。希特勒读过布吕厄的著作，还在自己的书中引用过。纳粹冲锋队组织就实践了布吕厄的“男性联盟”思想。所以他的思想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充当过纳粹上台的意识形态基础。

甚至在希特勒的“御用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为第三帝国拍摄的电影作品中，弗洛朗斯·塔玛涅也看到了“使用同性爱美学为体育和歌颂制度服务”的色彩，被提到的电影是著名的《奥林匹亚》（Olympia，1938），其实里芬施塔尔另一部三十分钟短纪录片《自由之日——我们的国防军》（Tag der Freiheit - Unsere Wehrmacht，1935）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

希特勒本人对同性恋的态度，起先一直摇摆不定。他手下的干将中，冲锋队首领罗姆是同性恋者，自然主张宽容同性恋；而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则对同性恋深恶痛绝。后来罗姆以谋反被诛杀，冲锋队被镇压，希姆莱的主张就占了上风。

1933年，亦即红色苏联宣布同性恋为“法西斯变态”罪行的前一年，德国的形势已经急转直下。是年5月6日，希尔施费尔德在柏林的“性科学学院”被一群受到煽动的大学生捣毁，图书馆的书籍被当众焚毁。所幸希尔施费尔德正在国外旅行，幸免于难。一直与希尔施费尔德观点相近的“唯一者联盟”，也遭到同样命运。这些组织都被迫停止活动，出版物从此停刊。遍布柏林的同性恋咖啡馆和俱乐部纷纷关门歇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