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并不等于艾滋病,但是,同性恋却与艾滋病密切相关。这种密切相关体现为,同性恋人群一直是艾滋病的薄弱防区,相当于这一领域的盲区。
艾滋病首先于1981年
另一方面,精浆中的RNA病毒颗粒成为感染的真凶也能解释一种情况,即MSM人群通过性行为感染HIV的几率更高。世界卫生组织2008年的新统计表明,全球大约70%-80%的HIV感染者是通过性行为发生的。发生一次无保护性交后,在MSM人群中感染HIV的几率约为0.5%-3%;但在异性性行为中,男传女的几率约为0.1%-0.2%,女传男的几率大约是0.03%-0.1%。以此来换算,MSM人群一次无保护的性交染上HIV的几率是同样条件下男传女的5-15倍,女传男的16-30倍。 此外,男性精液中的一些特殊物质也为HIV的传播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例如,德国研究人员发现,人类精液中的前列腺酸性磷酸酶(PAP)能够极大提高HIV的感染能力。研究人员从精液中收集了多肽和小蛋白分子,并在细胞培养基中观测了它们对HIV易感性的作用。结果表明,PAP多肽能够强有力地促进HIV的传播。而且,当这些PAP片断集合成淀粉样原纤维时,它们的活性最强。 所以,这些淀粉样原纤维被称为HIV感染的精液源性增强因子(SEVI),它们的作用是,通过捕获HIV病毒颗粒来促进HIV感染,并促进其与T细胞融合,从而将HIV病毒的易感性提高几个数量级,有时甚至提高10万倍。研究人员也在HIV易感小鼠模型上检验了这些纤维的作用,结果发现,同时注射该纤维和HIV病毒的小鼠血液中HIV前病毒DNA的含量是单纯注射HIV小鼠的5倍。 尽管尚无研究证明精液中的PAP在MSM人群中更强大,在异性恋中就减弱,但综合多种因素,男-男性行为是最危险的HIV传播途径之一。 社会和文化原因 毫无疑问,MSM人群最容易导致艾滋病的传播还在于社会和文化原因。无论是在对同性恋较为开放的西方还是在较为保守的东方和非洲,同性恋都不为社会所见容。这就造成了同性恋的地下状态,其性行为有几个特点。一是多个性伴侣;二是随意性大,在酒吧、公园、卫生间,甚至街头巷尾等进行一次性的性行为;三是不使用安全套。 这些特点更容易造成HIV在MSM人群中的传播。但同时,社会对于同性恋的不见容还造成了另一种隐性恶果。由于要掩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许多同性恋者不得不与异性结婚,用组成家庭的形式来加以掩盖,但同时又不放弃同性性行为。在与多个同性有不安全性行为后,又可能回家与妻子发生性行为,这就可能把HIV传播给家人和其他普通人群。这既是艾滋病更大的盲区,也是社会的盲区和更大的隐性悲剧。 2009年7月20日一期的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的一份研究表明,非洲一些地区男同性恋者的艾滋病感染率是其他地区男性的10倍。非洲撒哈拉地区的男-男同性间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在艾滋病的流行中所起的作用比想象的还严重。这也是引起非洲艾滋病流行的一大主因。原因在于,非洲地区对同性恋者有偏见,这导致同性恋群体不得不掩盖其真实性取向,从而引发更危险性的后果。 例如,布隆迪许多男人因为害怕受歧视而隐藏自己的性取向。因此,他们要和异性结婚并生育孩子,但在维持婚姻关系的同时仍然和其他男性发生关系。这些人大多数知道和女性发生不安全的性关系可能染上艾滋病,但绝大部分人不知道其实和男人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更容易患艾滋病。 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史密斯(Adrian Smith)认为,艾滋病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面积蔓延是因为“该地区的文化、宗教和政治因素不愿意将男同性恋者纳入平等的社会成员而导致的”。例如,由于当地对同性恋根深蒂固的歧视,让男-男同性恋者不敢使用安全套,以免留下蛛丝马迹被发现。这种无保护的男-男同性性行为等于为HIV的传播大开绿灯,甚至火上浇油。 亚洲和中国的情况 2006年8月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和亚洲抗击艾滋病组织Treat Asia在一份联合报告中指出,由于男性之间的同性性行为,亚洲的艾滋病疫情正“螺旋上升至失控”。2009年2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香港召开的一次艾滋病会议上也指出了同性性行为可能导致艾滋病失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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