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边缘”是一个不宽容的概念

《新民周刊》: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关注这些边缘人，这是基于什么样的动力？

张元:我始终认为人是平等的，这个社会之所以能越来越宽容，就在于有一个基础点，人是平等的。我自己不太愿意用“边缘化”这个词，很多人都是在变化的。没有真正的边缘，边缘是我们人为的不宽容的一个概念。很多人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心，实际上很可笑的。

“有种”就是觉得有劲

《新民周刊》:这10组人中居然有两个乐队？

张元:我特别喜欢这两个乐队，他们的故事也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南无”和“庙”都有很强的中国味道，都来自外地。当年拍《北京杂种》时，北京可能只有十几支乐队，据说在今天的北京已经有一万支(另说“几百支”)乐队。

这个选择，一个是出于他们的经历，再一个就是乐队表演的音乐的质感和乐队的水平。像“南无”，有一种佛教的感觉，而且表演上有很强的幽默感。“庙”也有中国风格，但是他们在某些表述上又很严肃。

《新民周刊》:你能解释一下新电影“有种”这个名字吗？

张元:不太想解释，我只是觉得有劲，而且和《北京杂种》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也好听。

《新民周刊》:这次我也蛮好奇的，就是孔二狗，他的书(“东北往事——黑道风云二十年”系列)去年卖得特别火，为什么会选他作为一个合作的编剧？

张元:我和他的认识当然是通过看他的书了解他的。你像王朔写过《动物凶猛》，余华写过《许三观卖血记》，而孔二狗的这四本“黑道风云”，不仅记录了一种真实，也描述了一种伟大的情感和情怀，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作家。

《新民周刊》:到时候拍，是不是也会是纪实加剧情？

张元:可能，还不知道。

《新民周刊》:这次，UCCA的首席策展郭晓彦给你的评语是“用构图来解决我们对世界的选择”。据我所知，你在北影本来学的就是摄影，幼年患肾病和气喘时又跟着群艺馆的杨炳昌老师学画画；除了张健这样的“御用摄影师”，你其实也担任过自己电影《广场》、《疯狂英语》的摄影师。

张元:张健是我的班长，上大学的第一天就和他上下铺，所以合作也很多。

我平时摸照相机也没有快感，只是觉得它在作为我的工具的时候很有意思。有很多人喜欢各种各样的相机，我有一个照相机就够了。

我从小想做一个画家，做艺术家是我的一个梦想，也不知道做导演是不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电影的历史才一百多年嘛，今天拿起相机再去拍这些东西，没有改变我的理想。

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像过眼云烟

《新民周刊》:你1989年从北影毕业，1999年的《过年回家》才终于走出“地下”，能不能讲讲你所经历的90年代？

张元:中国现在最有影响的艺术家过去都是和我们一起长大的，不论是方力钧啊、刘小东啊、岳敏君啊，包括张晓刚啊，都可以说我们是一起混过来的。

像崔健啊，包括很多演员，他们第一次上银幕都是我选择的。就是说无形中见证了这段历史，最重要的不是他们这些人，是我们做的工作。我拍第一部电影《妈妈》，当时只有16家电影制片厂可以拍，我们莫名其妙地拍出了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前些年，电影局已经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个人或者电影公司可以申请单片的电影指标，承认了独立制片的存在。

《东宫，西宫》也是，这种题材当时是不可以说的。这是华语电影的第一部同性恋电影，那个时候《春光乍泄》还没有，《蓝雨》是几年之后才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