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兰德-施佩克：是同性恋电影 也是政治

　　那是第一届泰迪熊奖评奖的夜晚，又寒碜又美好。　　《柏林墙以东》在各大电影节上频频获奖，施佩克体会到了奖项对于一个电影导演的支持有多么巨大。1987年，施佩克和他的伙伴Manfred Salzgeber决定创办一个针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议题的电影奖项，也就是泰迪熊奖。　　阿尔默多瓦的《欲望的法则》获得了奖。没有颁奖礼，没有红地毯，甚至没有奖杯，他得到的奖励是一张印有泰迪熊的小卡片。施佩克把它塞进了信封里，寄给了阿尔默多瓦。这对阿尔默多瓦来说，已经是惊喜，他甚至没想到自己能获奖。　　第二年，泰迪熊奖终于有了个庆祝仪式，但只是在同性恋中心举行，只有250人参加，这和今年3000人的颁奖晚会相比，完全不值一提。1992年，泰迪熊奖正式成为柏林国际电影节官方奖项，确立了同性恋电影在主流影坛上的地位。　　自1987年创办25年来，泰迪熊奖奖掖了阿尔默多瓦(Pedro Almodovar)、德里克·贾曼 (Derek Jarman)等众多杰出的导演，其中不乏中国导演的身影。1998年香港导演关锦鹏的《愈快乐愈堕落》，获得“泰迪熊最佳剧情长片奖”，在关锦鹏擒获那个奖项的十多天前，他借助那个片子于香港出柜（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施佩克逐渐开始认识到，应该走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奖项。每个人都可能有个gay叔叔，gay朋友，毕竟同性恋人群占到柏林人口比例的10%，这让异性恋群体能更多地接触到同性恋群体。　　而现在，对大多数柏林人来说，Schwul 不再是一个贬义词，只是一个中性的词语。　　Q&A　　南都周刊：在您负责的全景单元里，为什么会关注同性恋这个题材？　　维兰德·施佩克：要给边缘人群一个表达的空间是很艰难的，刚一开始，这样一个空间是非常小的，要拓展成为一个机制化的表达空间就更有难度了。我们知道涉及一些边缘人群题材的电影都是很难发行的，这其中也包括了亚洲电影。我想给这类影片一个平台，在“全景”单元来呈现这一类电影，使它们能够有空间表达，甚至获得发行的机会。当这些影片的预算捉襟见肘时，可以通过非常巧妙的设计和操作，得以拍摄并且获得足够的观众。但也正是因为有这类题材，才使“全景”单元具有相当的特色。　　南都周刊：您为同性恋和跨性别题材创立了一个电影奖项─泰迪熊奖，为什么要叫泰迪熊奖？　　维兰德·施佩克：这和美国同性恋运动史有关。 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末期，美国第一代的同性恋运动者们希望通过一种方式，让别人知道他们是同性恋。他们采用的方法就是让泰迪熊成为每个人佩戴的一个物品。大家在背包上挂上一个泰迪熊，用这种方法让其他同性恋群体的人知道，他们并不孤独。泰迪熊在那一轮浪潮里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另外一个原因，每个人其实都和泰迪熊有种亲近感，它是在床上除了自己身体外，可以放置的另外的东西。而且，柏林市的吉祥物就是柏林熊。柏林电影节奖项也是金熊奖，泰迪熊是电影节这家族的一个成员。　　南都周刊：你怎么看同性恋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　　维兰德·施佩克：我想说，在很早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自己是谁，这不是指性取向的同性恋，而是指意识到自己属于少数族群，这是一种政治意识。这使得我在公众场合来表达自己。当拍摄一部电影时，总是希望别人来看。它可以影响到很多人，这样政治意识和艺术想法就结合在一起了。　　举个例子来讲，在中国大陆，可能因为有同性恋电影导演崔子恩的存在，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人才可能看到这类电影。很可能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会是他们第一次通过银幕知道这个群体的存在。这其实就是我做这个项目的动机，甚至也是我做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的动机。　　南都周刊：如果一个艺术家因为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只局限于同性恋题材的创作，会不会损害艺术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