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男同志，我的血有毒？

我是个男同性恋，从高中时期就是固定的捐血者，我知道喝酒及吃药不可以捐血，也知道需要定期筛检保护自己，也保护另一半。

99年1月26日公司举办了第二次的捐血活动，因为第一次没参加被同事惨亏“身强体壮的还不去捐血”，加上去年底匿筛结果是阴性，所以想说就挨一针吧，捐了500cc的两袋血，心想我今天日行两善了，没想到恶梦果实已悄悄萌芽…

就这样无忧无虑、每天上班、下班、运动平凡的过日子，但事情总是这样令人措手不及，我想我这辈子会永远记得99年4月8日那天夜晚，令人难熬的夜晚。

经过了两次的快筛，确认我感染的事实，当天晚上安排的行程全部取消，我完全想不到会有这个结果，接着开始一连串的就医、筛检、通报…等，一步步逼自己去面对这个事实，但就在还未自我认同及完全接受生病的事实时，妈妈打电话说收到法院的传票，罪名是“伪造文书”，当下我一头雾水，但听的出来电话的另一端充满了无限的焦急与难过。

随着起诉书开庭的脚步渐渐逼近，我不知道在睡梦中惊醒了多少次，也记不得因为害怕、焦急哭了多少次，就这样开始了诉讼的过程…第一次侦查庭，检察官除了询问我是否详阅捐血同意书以及为何捐血外，对于因捐血导致两个人受感染，表达应该要有人为该事件负责；第二次侦查庭，随着媒体的报导，检察官表示会以过失致重伤害罪起诉，并强调因为媒体已有报导，不能不做一些事情，必须还给社会一个公道。只要男男性行为者，就不应该捐血，一定会起诉。第三次侦查庭，检察官询问两个问题：当天抽血的地点以及是否认罪，我表示不认罪，检察官则回应不管被告认罪与否，都会予以起诉，否则以后怎么会有人敢捐血。

侦察终结尚未收到起诉书时，新闻报导就将我抽血的地点、姓氏、年龄及侦查庭上的对话纪录详细的刊登于报纸上，当天公司掀起了一股骚动，因为将所有的报导相互连结起来，我的身份呼之欲出，我打电话询问书记官，书记官表示尚未将我的起诉书寄出。

那些日子我不太敢走出办公室，甚至连离开我的座位都有莫名的恐惧，我害怕看到其他人怀疑的眼神，关心(或是想问八卦)的电话不断的打来，我笑笑的回应着“怎么可能会是我”，我不禁反问自己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挨针捐血反而害了自己？

我不想生病，也不想害人，但在媒体和卫生局官员的眼中，我却是故意的！如果我想要借着捐血验艾滋，我大可只捐250CC的一袋血，而不是两袋血，况且现在有许多匿名筛检的窗口，甚至还有快筛的选择。我因为重​​视我的健康，固定都有做筛检的习惯，反而在大家的眼里成了高危险群，新闻及舆论的压力仿佛直接判我死刑，常常一个人走在街上，思索着究竟我的未来该怎么办？

回归到整件事件的原点，记得小时候老师常告诉我们要日行一善、热心助人，长大的时候，出去逛街走在路上，也常看到捐血车的跑马灯要我们发挥公益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或是看着电视新闻常说着血荒，希望大家踊跃捐血，现在我只能告诉大家不要再捐血。

在这么自由的社会上，恐同与歧视还是存在的，我想错就错在我是同性恋，从一开始到侦结的侦查庭上，检察官不断反覆逼问我“有男性间性行为，为什么要捐血？”、“既然知道去做匿名筛检，就知道自己是高危险群。”我想高危险群的说法应该是发生性行为没有做好保护措施，才足以适用，同性恋不是罪，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所爱的自由。

经过4个月的等待，我收到了起诉书，内容是因为我是男性间性行为者，感染人类免疫缺乏病毒之高危险群，我因捐血使一名手术病患输入了我的血而受到感染，造成身体、健康有重大难治伤害之结果，最后以“过失致重伤害罪”起诉了我。

第一次开庭后就无声无息，一颗心悬在那，直到100年12月27日接到律师通知，法官最后将整件案子撤销，理由是被害人未提出告诉。

历经一年半的法律诉讼，至今公司仍有谣言绘声绘影，我也放弃了在职进修，金钱与精神上的折磨，要不是真的遇到实在无法想像。还好一路走来有权促会的秘书长、社工与个管师的陪伴，加上善心人士的鼎力相助，否则依我的能力根本无法聘请律师为我抗辩。

如果我一开始就认罪了，是不是往后每个相同的案例都会依循这样的路径被一一定罪？

此文摘自台湾艾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