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中国同性恋走向组织化的九年艰难进程

　　“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把各地的同性恋组织都组织起来，形成一张大网络，”嘎嘎强调了“组织”这个词，并认为十分可行。

　　他说，“试想吧，坐在电脑屏幕前，你会看到一张无形的网，它的末端，是每一个同性恋者。”

　　防艾大旗下的志愿小组

　　随着第一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的进入，一夜之间，中国的同性恋志愿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现实中则更为混乱。

　　政府的试水和观望，在2005年之后终于行动起来。一般的说法认为，中国在1997年取消了“流氓罪”，又于2001年将同性恋从“性变态”中剔除出去，这使得官方与民间社团之间有了合作的基础。

　　张北川回忆说，2005年11月，由中国疾控出面，召开香河会议。与会的各个省级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带着各省的Gay参与会议。这种联席会议之前也召开过几次。

　　事实上，一个更大背景是，此时，各种用于艾滋病干预项目的国际基金进入了中国。

　　2002年，中英项目的启动，使得各地志愿者小组日益增多。而在2005年之后，随着第一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的进入，一夜之间，中国的同性恋志愿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这些志愿者小组全都汇聚在防控艾滋病这杆大旗之下。

　　“初步统计，中国目前应该有300多家志愿者小组，”张北川说，“全球基金到今年已经是第六轮了，盖茨基金也开始进入了中国，这些基金都是通过政府部门，比如各地疾控中心(CDC)以及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再分配到各个志愿者小组。”

　　CDC和志愿者小组之间，有着复杂而纠葛的关系。“CDC是通过志愿者小组来开展工作，有些是招募当地已经成立的志愿者组织，有的则是CDC自己成立了志愿者小组，”嘎嘎说，“比如天津，几年前，天津同性恋志愿者组织只有深蓝和另外一个同性恋者网站，到今年第六轮全球基金进入后，则一夜之间冒出了10多家。”

　　与张北川《朋友通信》项目组资助的志愿者小组不同，基金之下应运而生的小组，目标明确——采集各地CDC需要的数据。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发放避孕套和动员MSM(男男性行为)人群前来抽血检测。检验结果可以显示艾滋病在某个区域的大体情况。

　　“操作方式很简单，只要你拉到一个人去抽血检验，被检验人可以得相应的报酬，而志愿者小组也可以得到其中提成。”爱白成都青年活动中心的负责人江华医生说，“这样做的后果变成在买卖一种标本，同一个人可以重复或者到不同检测点来抽血，重复采量得到的数据是不真实的，等于在造假。”

　　在过去的几年，成都爱白青年同性恋者活动中心几乎是唯一不参与MSM人群检测的组织，“没办法来保证咨询的质量，盲目推行的话，将是一个灾难。”江华说。

　　灾难的预兆在重庆已经发生。重庆彩虹志愿者小组负责人周生健向记者证实，2007年重庆MSM人群HIV感染者的检出率为14%，今年实际上还会更多，而成都也超过了10%.

　　在离开重庆时，一位正在读研究生的Gay(男同性恋者)拉着记者的手说，“拜托你一定要呼吁，已经很严重了，其实我是知道的，身边的朋友、同学也有人得那种病。”

　　“一般说来5%就已难以控制了，”张北川解释说，“艾滋病防治工作开展好些年了，这么多志愿者小组，事情也都在做，但形势却非常严峻。”

　　“告诉他们如何防治，更甚于抽血检验，”江华说，“检测前的咨询，往往被忽略了，而检测之后，只给一个结果，所有事情都完结了。”

　　在青岛，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关爱互助组织，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写给市长和卫生局长的一封控诉信：“青岛市CDC仅是在发现HIV感染后对感染者进行告知和感染因素调查，没有进行科学有效的心理疏导，没有按照国家规定对感染者进行随访，未提供治疗知识和健康咨询，也不为感染者提供交流和分享治疗经验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