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中国同性恋走向组织化的九年艰难进程

　　“这也表明，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同性恋话题还是个禁区，”现在的万延海，已经是中国同性恋社区里的知名人物。由他创办的北京爱知行项目，在很长的一段历史里，和张北川的《朋友通信》项目，相互辉映，一直是中国同性恋运动中的中坚力量。顺着这两股力量，其间蔓延了中国早期更多的同性恋志愿者小组。

　　而随着更多资源的注入和志愿者小组的兴起，他们之间也陷入了由合作到分歧乃至龃龉的乱局中。

　　同性恋社群初现端倪

　　1999年的香山科学会议，为政府和同性恋社群提供了沟通的渠道，比这早一年，全国同性恋社群会议秘密召开

　　接下来，艾滋病的蔓延，打破了政府与同性恋社区之间的壁垒，并最终将他们纳入到整个艾滋病防控体系当中。

　　1989年，中国发现的本土第一例因性接触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即是与多个男子有性关系的男子。另据卫生部门报告，至1996年底，北京市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中，48%是与男人有过性交关系的男人。1998年底，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全球已有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约3340万人。据卫生部门公布，中国国内的携带者已达30万-40万人以上。

　　张北川记忆中，政府第一次把目光投向同性恋社群，是在1998年12月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艾滋病干预措施(国际)研讨会上。他受邀做了关于Gay的发言，来自天津的童戈则在那次会议上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然而，这次会议之后，事情又基本上处于一个静止状态。

　　直到1999年第131届香山科学会议召开。这是由科技部(原国家科委)在1993年创办的一个“研究前沿问题”的制度性会议，所谓制度性，即在香山饭店设一个常设机构。由数名中国科学院的教授负责，并记录每次会议。通过他们的侧面观察，给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形成一份报告。

　　张北川和来自青岛的“同性恋者”代表在会议上做了长达数小时的发言。由童戈等人起草的《我们的希望与期待》提交到卫生部部长手中，这是第一份让政府承认同性恋社群在预防艾滋病中作为志愿者的文件。

　　香山科学会议，为政府和同性恋社群提供了沟通的渠道，鲜为人知的是，比这早一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同性恋社群开始走进现实。1998年秋天，北京同性恋者热线秘密组织召开了全国同性恋社群会议，会址是在香山大觉寺内。

　　参与并组织了这次会议的甄理回忆说，“香山大觉寺会议的背后，是两个香港人——周华山和卢健雄的身影。”

　　在“万马齐喑”年代，香港始终是内地“同性恋者”遥望的“圣地”。“同志”用于称呼同性恋者正是从香港传进来的。1998年和1999年，香港同性恋社团召开的两届全球华人同志大会，已经出现了内地同性恋代表的身影。甄理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同性恋社群最为活跃。周华山和卢健雄两人功不可没。

　　这年秋天，周华山和卢健雄联系上“BP机同志热线”，通过热线早年铺开的网络，召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数十位同性恋者，在北京香山大觉寺召开了秘密会议，分享香港的同性恋社区发动经验。而至今活跃在同性恋社区的，有相当部分人曾参与过这次会议。

　　更为宏大的社会背景是：此时，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酒吧、歌舞厅的出现，丰富并冲击了“点”的形态。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子恩告诉记者，他和“同志”们，以约定聚会的方式，逐渐将一些酒吧占据，最终形成了著名的“同志”酒吧。比如三里屯的“City Bar”和“Halfand Half”。

“点”之后的网络时代

　　“坐在电脑屏幕前，你会看到一张无形的网，它的末端，是每一个同性恋者”

　　使中国同性恋社群呼之欲出的，是互联网开始进入了这个最为古老的文明大国。

　　1998年8月，北京同性恋社群尚在萌芽中，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24岁的英语毕业生诺哲在网络上建立起第一个“同志”虚拟社区。此时，他已经“忍受了一年多9.6k的拨号上网网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