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中国同性恋走向组织化的九年艰难进程

　　“CDC不可能像同性恋组织那样，为社区尽心做事，他们要的只是检测数据。而志愿者小组之间又狼牙交错，为了争夺资源，彼此倾轧，”北京市纪安德咨询中心主任郭雅琦说，“到现在，你可以看到，大多数同性恋志愿者小组，是在干一件事——拉人抽血，”

　　“纪安德”的前身正是“BP机同志热线”。2002年，创立热线的元老转向中国女同性恋运动，由于没有“艾滋病”这样招摇的旗号，中国的女同性恋运动，尚在艰难起步中。

　　但即便最苛刻的批评者(比如甄理)也承认，通过没完没了的会议、项目培训、考察交流，各地同性恋志愿者小组之间，往来频繁，而且意见趋向统一，“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基金乱局

　　志愿者小组之间为了争夺资源，摩擦、指责、报复甚至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相互倾轧

　　中国同性恋社群浮出水面并走向组织化的过程，其动力也正是这些“乱源”。这次采访，恰逢《朋友通信》十周年。十年对于张北川来说，或许是满头青丝到银发的变化，但对于中国同性恋者们来说，从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他们吸取到了养分、力量，并且茁壮成长。

　　另一股“乱源”来自万延海，这位年轻的医生，在早年干了件“极不光彩”的事——让公安局去抓捕同性恋者来配合研究，这使得他成名之后仍被人诟病。

　　但在此之后，他却“因从事同性恋运动”也被公安局短暂关押，他因此感到愤怒，并先后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在那里看到了网络带来的神奇变化。

　　2005年，再次从美国回来的万延海带回了大量资金，他说，“基本上，今后做同性恋社群活动，自己不用挨饿了。”接下来又强调说，“国外各种基金会纷纷找上门来的。”

　　在张北川的叙述中，有了钱的“万医生”，工作作风发生了变化，扶持一派志愿者打倒另一派志愿者，他想控制社区，“举民主之旗，行独裁之事，”张北川说。

　　“这样的话无需辩驳，你只要看看，在这个人群当中，谁在实实在在做事，谁在夸夸其谈，”万延海反驳说，“我们发放的安全套是最多的，我们发放的心理学的读本、法律的读本是最多的。中国女同性恋的整个运动的发展，经济上的支持主要是我们。”

　　两位在90年代初结识的同性恋社群专家，聊到彼此，时常龃龉相向。

　　事实上，基金乱象是表，内在的原因在于各种基金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以及缺乏真心真意为同性恋社群做事的人，甄理评价说。

　　2005年3月，香港智行基金会在内地开展工作三年后，张北川向联合国举报称，“智行基金会在开展艾滋干预工作中，存在志愿者小组间制造混乱，以及财务不透明等恶劣行为。”

　　这使得基金乱象开始公开化。不久，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公布了《关于张北川举报智行基金会的调查结果》，否认举报信上的指责。但一位内部人员告诉记者，此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也很慎重在中国开展项目，“至少与智行基金之间的合作明显减少。”

　　类似的指责信，智行基金会在2007年9月也写过一份。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在给西安同康工作组安然的信中，指责后者对于志愿者小组间的摩擦、山头主义(抢占地盘)以及其他恶性竞争的问题。

　　安然回复说，实际上是智行基金会利用提供工作经费，许诺配备笔记本电脑，将同康工作组的一名负责人挖走，采取不正当竞争方式，试图分裂和瓦解同康工作组。

　　志愿者小组之间为了争夺资源，摩擦、指责、报复甚至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相互倾轧。“而进入这个领域的资金都各怀心事，它对社区发展不发展根本不在乎，有些人就是拿着钱组织一些人培训，完了之后就不管了。”甄理说，他挺怀念“在之前那个年代做同性恋社群工作的人，有公益心，也很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