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中国同性恋走向组织化的九年艰难进程

联盟，大势所趋？

　　“建立一个类似于联盟的制度，分享社区工作经验，同时也调解志愿者小组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

　　各种乱象，在表达一种缺陷的同时，实际上也在告诉你，这个圈子有多繁荣。张北川说，大浪淘沙，终有时候。

　　但有时候，靠自然的进化到达自滤难以实现，或者说相当漫长。“你不可能指望一个充满欲望的人，去与别人分享什么。”在2004年，一批民间组织准备在西安发起成立联盟(当时叫协作组)，正当这些活跃的同性恋志愿小组开始商议如何建立一个协调机制时，因为资金突然撤走而搁置。

　　今年7月份，在南京召开的MSM(男男性行为)社群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后旧事重提。他们认为，中国同性恋运动发展到现阶段，(成立联盟)正是时候，有着很坚实的基础了。

　　在采访中，不止一个跟CDC合作的志愿者小组负责人在聊完以“抽血检验为指标”的工作后，私底下对记者说，“我们在跟CDC合作的同时，也在尽可能地做同性恋社群的能力建设，在合适的时候，我们会做得更纯粹些，毕竟，艾滋病防治不是同性恋社群的全部。”

　　这种“私心”在南京会议上更为明显，成都同志关爱小组负责人王晓冬介绍说，“南京会议本来也是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召开的一个官方性质的会议，是在会议之后，各地同性恋志愿者小组负责人坐在一起，商议建立一个类似于联盟的制度，分享社区工作经验，同时也调解志愿者小组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

　　王晓冬负责起草联盟的制度章程。记者在成都和他碰面时，这位执笔人有些尴尬：“其实，到现在也没底，还没开始起草。”

　　“乱象皆因资源而生，这个联盟应该不会去插手资源的分配，只是去调查志愿者小组之间纷争的经过，然后形成报告，也不评判，事实摆在那里，是是非非一目了然，”王晓冬设想说，“同性恋志愿者小组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做好防治艾滋病工作。”

　　而此前据媒体报道，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会长戴志澄也曾表示，同志运动组织化是必然趋势，一方面政策允许，另一方面有国内外大量防治艾滋病项目的支持。这是一个利好消息。

　　但并不是所有声音都是一致的。北京市纪安德咨询中心主任郭雅琦说，在艾滋病问题下面的一些小组形成的网络，不是同性恋社群的网络。“很多志愿者小组，都是应艾滋病而生，也可能因为艾滋病资金问题而灭。”

　　郭雅琦焦虑同性恋志愿小组已经在同性恋社群之上形成了另外一个圈子，“它们并不能代表同性恋社群本身。”

　　万延海则抱怨被排挤在外，“要建立一个联盟机制，最基本应该透明吧？恰恰我们这个机构没被邀请。”

　　另一个邀请函估计他也还没有收到。今年是张北川创办的《朋友通信》十周年，项目组准备10月份在北京召开一个大型庆典，全国各地一些有影响力的同性恋组织早已受邀参加。

　　中国同性恋社群里的专家、活动家、志愿者、艾滋病感染者齐聚一堂，这样的会议，本身就有组织化的迹象在里面。

　　“不论怎么说，中国同性恋社群的组织化，是个大趋势，”张北川说，“这种大趋势将随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很难突破公民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同性恋“出水”记

　　1989年，在上海，社会学家刘达临启动了对中国20000人的性文明调查，其中涉及到部分同性恋者；同年，青岛40岁的皮肤科大夫张北川开始了中国第一部全面探讨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同性爱》的写作。

　　1992年11月22日下午，原中国健康研究所的所长陈秉中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举办了一个专为同性恋男子开设的文化沙龙。在体制内，这是最早也是最大胆的举动。

　　1997年夏天，几个在北京工作、学习的中国和外国男女同性恋者开会讨论建立了“BP机同志热线”，这是中国第一条同志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