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拉拉队；Les+，一本杂志的同志运动

　　那个活动，让闲发现，原来这个运动，看是一回事，走在队伍里面，作为一个参与者，非常不一样，“会有身体力行，完全成为一个主题的感觉”，主观能动性焕发，特愿意为群体做点什么。　　拉拉营的作用，跟闲参与的游行一样，参与者的热情被彻底激发。　　2008年，拉拉营再次举办，在北京、鞍山、成都、昆明、上海五个城市分别举行，由当地的同性恋组织分别承办，选择议题也更多元、深入，从历史到法律普及，从运动到心理支持，探讨形式婚姻的可能性，各地皆有独创。在成都培训中，营员橙子的妈妈忽然到场，表达对女儿支持，令参与者大受感动。　　也是在那一年，各地的小组建立了一个联合机制，成立了“华人拉拉联盟”，还制定了章程，联盟委员会和秘书处。规定联盟委员选举产生，两年一届。为了保证公平性，老的拉拉营成员，都作为顾问，“把联盟开发给新人”，闲也进了顾问的名单。　　台湾女权运动研究者何春蕤曾经说过，到底什么叫社会运动，不是提纲里，宣言中讲的一个什么目标，最重要的是参与主体自身发生的改变。　　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才有机会更多的人发生改变。　　走向公众　　2008年之后，“同语”的方向转向了对外联络和公众倡导，这比闲当年的计划晚了一年。　　拉拉沙龙由安可坚持做，les+杂志承担了拉拉文化建设的功能，各地的小组也建立起来，女同志社会的框架也已经基本形成。社会气氛也和以前大不相同。　　闲发现，后一些年轻的拉拉，尤其是大城市里，平均年龄二十几岁，“觉得自己挺好的，根本就没身份困惑”，直接就进入公众教育和倡导阶段，而且她们呈现出的创造力惊人，非常吸引人。自我生长就可以，根本不需要特殊扶持。　　选取合适的途径，让更广大的人群知道同性恋群体的存在，并以平等、尊重、宽容的心态接纳她们，成为更重要的问题。　　2008年2月14日，“同语”参与组织了4对男女同性恋在北京前门拍摄婚纱照的活动，被媒体广泛报道。2009年5月17日，“同语”又组织了“517国际不再恐同日”自行车骑游的活动，在北京高校中宣传“国际不再恐同日”和同志相关议题，向学校学生、老师发放同性恋基本常识。　　每个同性恋者都会在是否向父母、朋友出柜上挣扎很久。主要原因是社会对于同性恋群体的了解少，误解多，明显歧视。了解得越少，社会认知程度越低，出柜的难度也就越大。“同语”最几年做过一个同性恋家庭暴力调查，被访人群面对家庭暴力境况占了50%。不但感情上不被理解，出柜很可能遭遇身体摧残。　　闲自己在出国之前，向父母出柜。说是出柜，其实是被父母发现。因为她想多看一些和女同志有关系的资料，国内又没有，她就写信给国外女同志文学研究期刊索要资料，带回家躲在屋子里看，尽管是英文资料，还是被父亲发现，她父亲英文很好，怀疑她的倾向，特意去找了国内研究同性恋的专家李银河、张北川的书籍，看过了找她谈话，他还是不能接受这个群体。闲就明白，她不能被接纳不单是父母的原因，是社会的原因，必须做些工作改变社会的情况。　　十几年过去了，同性恋群体办影展、艺术展还是处于半地下状态。2009年Les+月刊发起的《别·性艺术展》在宋庄进行，临开展，宋庄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以“同性恋主题不宜公开”阻挠，要求关闭影展。　　同语是活动的协办方，闲出面和对方交涉，列举了中国同志社会和政府部门的一些合作，和国内主流媒体对同性恋的正面报道案例，说明展览的正当性。但警察最后在开展时，仍然出现在现场，要求关闭展览。闲请他们观看展览。撤掉几幅有争议性作品后，艺术展得以进行。那次展览成为中国第一次公开展出的女同性恋艺术展。而此前的十年间，若干次同性恋电影节、艺术展被阻挠、强制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