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拉拉队
并非所有人,都有幸生活在平等的社会。
在一些国家,同性恋者辛苦隐瞒,却仍然招来杀身之祸。
在
闲觉得,同性恋群体,很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很多同性恋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觉得同性恋和异性恋不一样。害怕被歧视,伪装“正常”的生活,成为他们痛苦的根源。 闲自己就经历过这种痛苦挣扎。她大学时就喜欢过一个女孩子,但那时同性恋被看成精神病。于是,她对于自己的身份充满怀疑,对同性恋充满恐惧。很多人即使有了同性性行为和同性爱人,都不会说自己是同性恋。闲到了美国留学以后,接触了同性恋NGO组织,获得了更多的信息,才完成了自我认同。 而所谓的社区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帮助他人自我认同。沙龙是很好的一种模式,比较放松的聊天,让很多人不再觉得孤独,也像是一个互助小组,让女同志们互相扶持。 做拉拉沙龙的时候,每年都要做上百场,闲也借此大量接触了拉拉人群。 闲更关注大龄一些的,如35岁以上的拉拉,她们中很多都是已婚的。成长的年代,社会环境的压力,让她们几乎必须结婚。只要你不结婚,别人就觉得这人是个怪物,是个活人就得结婚。后来有些人离婚了,她们想找个伴儿;也有人没有离婚,家庭也很稳定,孩子都很大了,也很难离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但也会去参加活动,她们觉得那是“自己人”的环境,会很舒服,起码会有人跟她们分享共同的痛苦。 在十年以前,拉拉沙龙尚未创立,这些同性恋者就生活在这个国家里,但是她们并不知道其他拉拉的存在。闲的一个朋友,1996年跟一个登山队要去登珠穆朗玛峰,另外一个朋友打电话给她说,赶紧回来,北京有个大型拉拉聚会,有8个人!本来要登山的人立刻撤回,实在没见过那么多拉拉。 拉拉集中营 做了两年沙龙,闲觉得,光北京做得好,不够。应该连接各地的女同志,通过她们在当地成立类似的小组。那两年,各地都陆续有女同性恋小组建立起来,但是经验不足,不知道怎么开展活动。闲就有了做拉拉集中营的想法。 2007年7月,“同语”在珠海组织了一个培训,请来台湾、香港、美国的一些女同志活动家,介绍一些经验、技巧。比如怎么开始建设一个小组,发动自愿者,如何筹划做大型活动,还有一些NGO的基本技巧,和一些理念的培训,比如同志运动到底应该是什么诉求,国内同志运动是什么样的状况,大陆、台湾、香港各地的同志又是什么样的状况。 活动点燃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原计划只能有24个来自大陆的拉拉志愿者参加,后来来了56个,报名的更多,有100人,很多人甚至愿意自费参与。 给参与者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听人家讲经验,直接听傻掉。”台湾的拉拉讲台湾同志游行有上万人,马英九那时候是市长,作为嘉宾也参与了游行。美国的嘉宾又讲她们如何给拉拉组织募款,“不要不好意思,正视她们的眼睛,同性恋纳了税,不低人一头!” 参与过培训的大头和Sam至今都觉得那是非常耳目一新的经历,整个氛围只能用化学反应来描述,所有人都在特别兴奋的状态之中。视野一下就被打开了。她们忽然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好玩的事情,有这么多可能性。 有人玩笑说,那是第一次在除了夜店以外,第一个场所里见到那么多女同志!这些人都年轻、有朝气,愿意为自己的权利去努力做一些事情。 而多年以前,闲就是被一次美国的拉拉活动感染,才热衷于做同性恋运动的。 她在美国的那些年,看到美国的同性恋组织,也参加过一些华人同性恋的小型聚会,甚至还为“华人性别研究中心”工作过,但都还没有真正参与到同性恋运动中,还是个“旁观者”。 有一年的6月,她被一个台湾朋友小潘拉去参加纽约同性恋大游行。此类游行每年都有,举块牌子,协商自己的群体诉求,每个族裔的女同性恋都会组成自己的队伍。华人社区在美国一向保守,之前从来没在游行中出现过。小潘拉着闲组织了一个,打出我们是华人的拉拉口号,中文叫“拉拉队”。有一些她们不认识的华人,也是ABC,看到小队伍,就加入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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