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拉拉队；Les+，一本杂志的同志运动

　　农村拉拉们　　Les+有个部分专门做口述史，一个生长在山区的拉拉“断弦”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发在Les+2008年第五期上，稿子的题目叫《我决不会向现实低头》。她没有文凭，也不会写字。在餐馆打工，遇到了自己第一个女朋友。她和女朋友在一起三年，家里催她女朋友结婚，两个人就双双割腕自杀。她被人救过来，女朋友却死了。她非常后悔，说如果以后再有女朋友，绝不会让任何人有权力去反对。　　稿子登出来，很多人为之动容，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的拉拉，跟着感受到疼痛，也感受到鼓舞。　　现在大城市里的拉拉有朋友，有圈子，可以去同性恋酒吧，可以很方便找到同性恋电影的DVD。很多人能受到良好教育，经历不同的人生。而更多的在小城镇、偏远地区的拉拉，没有那么多的途径机会遇到其他的拉拉，接触到更多的关于同性恋的知识和信息。看到Les+这样的杂志是获取一些积极信息的重要途径。　　Les+创办第二年，做读者回馈的时候，有个云南大山里的孩子给她们回馈。她自己是个拉拉，从邮局邮购Les+后，拿着杂志去给爸爸看，说：“你看你看，这个是北京的杂志，里面讲到了好多这样的人。”借着这个方式，她向自己的家人出柜，她爸爸看了杂志，也就接受了。在接下来一期的Les+杂志，卷首语如此写道：　　同志组织者光是点燃城市的烽火就够忙了，还无暇顾及农村。但反观中国现代发展进程，农村一直是被牺牲、被剥夺的地方，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同志寻求自身权益的时候，不应该再一次遗忘农村的姐妹了。农村拉拉在哪里？怎样才能找到她们，怎样才可以帮助她们？　　实际上，Les+作为同志运动中承担建构同性恋文化功用的部分，她的影响已经远远不限于城市，很多小城镇、偏远地区的拉拉都可以通过邮局邮购这个杂志，能看到它，对她们已经是一种帮助。　　群体共生物　　Les+出版五年多，早就不再是Sam和Gogo两个人的杂志。编辑、设计、财务、发行、网站，一本杂志应该有的Les+都有。从一大张纸，变成三十六开本，非全彩印刷变成五十开全彩印刷，又到八十开，几经扩刊，印刷数量也近四千册。从最初的全免费发放，逐渐发展到在发行点、淘宝义卖，全国二十几个城市都有代卖点。　　和普通杂志不同的是，所有为它工作的人都没有报酬，约稿或者出去采访的人最多报销打车钱，所有人都在凭着激情做事，义卖所得解决了印刷费用的四分之三，剩下的靠基金会项目赞助。　　从激情开始，幼稚的杂志自发生长，变成群体杂志，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开始熟知同志运动、多元文化等各种概念，开始看理论书籍、尝试做口述历史，翻译国外资料，请港台、欧美同性恋组织的人做讲座，尝试各种可能性。　　在初创期，Les+做了一期骄傲月的封面，所有人用一整天的时间，一本一本在封面上手绘块状彩虹（彩虹是同性恋的代表和标志）。对于同志权益的倡导，让大家兴奋不已，所谓运动，就是这种兴奋的不断繁衍。　　对于拉拉文化的构建，甚至突破了杂志本身，后来又慢慢发展到做艺术展、独立影像放映。2010年1月，Les+制作的话剧《欢忧塔》在北京朝阳9剧场公演，这是中国第一部女同性恋话剧。在那之前，2009年Les+就已经干了一个开全国先河的活动，Gogo牵头办了“别·性”酷儿艺术展，在北京宋庄举行，那也是中国第一个公开举办的与同性恋相关的展览。去参观的前后有5000人，艺术展变成了社会活动。　　Les+是从个人感情开始的杂志，到后来慢慢做成了同志运动的一个部分，成为群体的共生物，这可能是Sam和Gogo开始完全想不到的。但随着对社区文化构建的需求加大，问题也随之出现。所有为Les+工作的人都是兼职，以志愿者形式组建起来的杂志有不稳定性。每个核心成员的事业发展也都到了关键期，Les+的活动又越做越多，大家都觉得分身无术。　　Sam自己在做Les+的时候接触了更多的人、更多的事，视野更开阔，但是她也希望有更大的突破，想去国外学一些女性主义的理论知识，看看国外的经验是什么。这其实是很多同志组织里出现的特点。“同语”、Les+很多团体的志愿者，在接触过美国、欧洲一些同性恋组织后，自己出去留学。这对于杂志似乎是损失，但对于群体来讲，是另外一种希望。（南都周刊记者 _蒋明倬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