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和同性恋的特殊关系

话分两头说。同性恋尤其是男性同性恋人群是艾滋病的易感人群之一，之所以会在这个人群中有如此高的感染率，与许多因素有关。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正是由于普遍存在的对同性恋的污名和歧视，导致很多同志处于极其负面的心理状况中。心理学和社会学诸多研究均证明，在这样的心态和社会生存状态下，个人很容易忽略自身的健康。同时，由于缺乏发展正常情感关系所必须的社会和家庭支持，大量的同志只能在一种匆忙和隐蔽的场景下交往。此种状况下的性，很难是有备而来和注意安全的。讨论“为什么同性恋群体的艾滋病居高不下”，不能忽略这些原因。当不少人在将整个社会的艾滋病问题肇因归结于同志时，更应该反思一下造成这一问题的社会根源。事实上，有证据表明，把艾滋病归因于社会中某一类或几类少数群体，采用漠视、歧视或加以污名对待的做法，不仅无助于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其本身更是疾病在主流群体中大规模流行的催化剂。例如，艾滋病在整个80年代一直是在美国男同志中流行，直到1995年为止，大多数美国异性恋白人男性都还坚信艾滋病是个“同性恋疾病”，认为艾滋病与身为异性恋的自己没有关系。这种观念盛行的后果，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异性恋美国男性中的艾滋病发病率逐渐上升。

此外，不少人认为，男同性恋人群中存在的“混乱”的性关系是艾滋病的根本原因，并进而认为同志们应该为这一“不道德”的原因而负责。

那么，“多性伴”是否又应该成为一个道德问题呢?这又是一个应该两说的议题。社会学和行为学调查的结论的确支持一点:多性伴的确是男同性恋群体中较为普遍的现象。不过这也并非男同性恋群体的专利，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潘绥明教授的研究，在“主流”的异性恋群体中，近年来有多性伴行为的人数也在以很快的速度上升。至于多性伴本身是否应该成为道德评判的负面对象，就要用到一条基本的评判标准。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大多数伦理学家和社会学者都公认一点:道德的底线应该是“对他人无伤害”。如果是成年人之间在相互自愿的前提下的性关系，并且不涉及对第三人的感情和/或关系伤害，应该说这样的前提下，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多性伴都不应该再成为一个道德问题。当然，从风险的角度说，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多性伴都会增加艾滋病和性病的传播风险。所以，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这里依然转化为如何促进人们提高风险意识，善用保护措施，避免感染。在这一问题上需要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没有基本的法律保障，来自家庭的压力等等，使得不少同志难以维持一种固定的一对一情感和性关系。

科学事实证明，性伙伴的数量与感染性病、艾滋病的几率成正比，不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与多人发生性关系都会提高感染几率。但是，在一个有充分选择自由的社会中，只要是自愿自主，个人完全有权利选择自己是有一个，还是多个性伴。这里想强调的只是一个事实，即很多同志之所以无法维持稳定的感情关系，主要是源于社会环境和家庭压力。换一个角度，如果社会能够更宽容一些，将不仅为同性恋者，也将为其他人提供更多的在艾滋病方面的保护。在目前很多中国同性恋最终被迫与异性结婚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重要。一味地强调同性恋是高危群体，是有很高的误导性的，会使很多异性恋者，产生一种假性的安全感，以为自己不属于高危群体所以是安全的。但实际上由于社会家庭的多重压力，导致很多同性恋者被迫与异性发生性关系、结婚，令所谓高危与非高危的区别失去意义。

正是面临着类似艾滋病的来自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挑战，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相处，怎样交流和合作的问题，这些思考必然关乎人们生活的根本。而同性恋及其与艾滋病的关系为人们的思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我们怎样相互关注、尊重和行动，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与他人相处的关系模式，以及如何对待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