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革命:亚洲同性恋之都尼泊尔

跟随潘特的脚步，从尼泊尔中部的穷困小山村到首都，再到国家议会，其间还绕路到白俄罗斯的一所大学和东京的俱乐部，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一个男同性恋者以及他所属的社区，最终如何赢得尊严和尊敬。在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离开尼泊尔的时候，潘特最初遇到的是周围人对他———一个同性恋者的厌恶和接受。1992年他来到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学院，希望完成在计算机工程方面的硕士学位，当时白俄罗斯作为刚刚从前苏联联盟中解体、新独立的国家，欢迎一切从发展中国家前来的留学生。但是潘特来到的时候，这个国家正在经历对同性恋者敌意渐增的时期，当时在学校医务室里挂着明显的标语“小心同性恋”，在那里的5年时间里，潘特必须小心隐藏自己的秘密，他说：“我知道自己的性取向对于当局来说会成为问题，有可能是驱逐我的理由。”

完成硕士学业后，潘特决定前往日本为一个环保组织担任义工。而在日本，原本两个星期的工作计划被延长成3个月的生活体验，在这里他融进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同性恋文化中。在日本，同性恋有很长一段历史，《源氏物语》早在11世纪就隐约提及同性恋的存在，早期人们对于同性恋也并不排斥。随着19世纪开始基督教在日本被广泛传播，对同性恋的态度开始转变，不过1880年开始，日本不再有惩罚同性恋的法律，而相同时期在英国所有的殖民地，类似的法律均存在。当然，这种默默的忍耐并不代表法律上对同性恋的人可以及公众的公开接受，但是的确给予日本男女同性恋相当的自由。长时间以来东京都有自己的“切尔西”，那是在新宿的一片商业区，主要由小商店、夜总会和书店构成，专门欢迎同性恋者。就是在那里，潘特读到了1969年在纽约格林威治村发生的石墙暴动事件（Stonewallriot），当时聚集的同性恋者公开反抗警察的骚扰，一般都以这个事件作为近代同性恋运动的起点。在东京，潘特也发现在古老的印度文化中也有崇拜同性相恋的特色。回到尼泊尔之后，他用自己在东京学到的东西努力向父母解释，作为同性恋其实是古老的印度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这样的说法让最初完全无法接受的父母慢慢软化了。他说：“我的父母当然还会有一些疑问，但是当我和他们谈起文化，宗教，这就不是遥远的话题，要知道当时同性恋还是只有从外国才会传来的话题。”

接受儿子的性取向后，妈妈最大的担心就是潘特会成为暴力的牺牲者，潘特回忆起妈妈经常为此活在恐惧中。不过在2007年尼泊尔最高法院通过同性性行为不再违法之后，类似的暴力活动明显减少了。尽管在参与政治活动时，对手经常针对潘特的性取向说出贬损的话，这令其父母非常伤心，但最初的担心和恐惧已经不再。如果不是勇敢地承认自己的“性别”，潘特一生可能都要过禁欲的生活，不过有一点不顺心的是，他长时间的同性伴侣不久前搬到了泰国曼谷，他只能回家和爸爸妈妈居住，照顾侄子侄女，经常回访出生并长大的村庄。

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在尼泊尔，争取同性恋者权益的斗争和争取艾滋病患者权益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最初在西方世界，这种致命的传染病被贴上“同性恋疾病”的标签，艾滋病的牺牲者除了病痛之外，还要忍受明目张胆，甚至是暴力的“惩罚”。在东方“惩罚”的方式是冷暴力，也就是拒绝认同。很长时间以来，很多国家的官方健康机构表示，如果没有同性恋存在，艾滋病也就不会流行，因此采取一种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艾滋病对公众健康形成重大威胁的事态已经非常明显，如果政府还是一味漠视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糕。越来越多的艾滋病研究和防治机构此时成立，相应地，政府机构对于同性恋者的关注也开始增加。潘特主导成立的“蓝钻石协会”一开始从事的就是艾滋病的防治宣传并不是偶然，因为当时全球各国政府和组织对艾滋病防治都提高警惕，在这个领域获得资助是相对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