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被同性恋占领的城市

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说，游行就像一次集体的高潮。同性恋游行似乎更是如此。队伍里赤身舞动的男人永远是镜头最爱（偶尔才会有裸露的姑娘出现，和日常生活、也就是异性恋的世界刚好相反），同性恋，这个以“性”为名义而集中起来的群体，有什么理由不达到集体的高潮呢？

今年10月27日，我参加了台北市的“第十届台湾同志大游行”。据主办方“台湾同志大游行筹备联盟”资料显示，参加者有超过五万人，也就是说，这是五万人的集体高潮。因为人数实在太多，为防先头部队已到，而粮草还未出发，游行队伍先在总统府前面的凯达格兰大道集合，然后分为两路，赴台北市东西两翼，最后回到凯达格兰大道会合。

我所在的队伍是“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简称同家会）。她们最早是一个有小孩的女同志（简称拉妈）社群，后来发展为关注同性恋成家和生养权益的NGO。今年8月，也是她们策划和主办了一对女同性恋的佛化婚礼。同家会的经典口号是：“一个妈妈不嫌少，两个妈妈恰恰好。”走出凯达格兰大道，一个女孩满头大汗地拿起扩音喇叭：“同家会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对路人喊口号好不好？”“好！”“两个妈妈不嫌少！”“……”众人愕然，然后大笑。

在台湾，游行已不是禁忌，参与者煞费苦心，构思新颖口号、画面，既表达理念，同时被媒体捕捉，进入公众视野。有一年，同家会抬出“国父”孙中山的画像，下拉蓝底白字条幅“同志增产报国”。而队伍里的摇篮车、小朋友，是裸男们吸引眼球唯一的竞争者。

很难想像十年前，第一届台北的“台湾同志大游行”只有不到两千人参加，很多人必须带上面具，稍微安抚内心的恐惧。而现在，同志游行常常被批评太主流、太商业化、太像嘉年华。的确，在游行不断的台湾，同志游行算非常欢快阔气。但是和欧美的同志游行相比，台湾同志游行已经尽力严肃了。今年每一个颜色大队前面都有一辆宣传车，主持人站在车上，每过几个路口，就开始回顾台湾同志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被同学欺凌自杀的同志少年，被警察临时检查的同志酒吧……，来提醒人们，这不是一个盛大的街头派对，沉重的历史并不遥远。

台湾的同志运动开始于1990年代，在此起彼落的社会运动浪潮中，同志运动并不孤立。早期一些重要的同志组织者，是从妇女运动中分离出来，因此“拉拉”在台湾同运中特别的强悍。同时，她（他）们不只关心同运，也出现在妇女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环保运动等各个场合。谁说同性恋只有一种身份？同性恋难道不会是女人、工人、农民……？因此，台北同志游行中旗帜林立，包括妇女团体、大学社团、环保组织……，这是台湾独特而令人羡慕的“社运文化”。

游行所为何来？街头的五万人，如何转变为影响台湾的政治能量，而不是一夕狂欢然后作鸟兽散？不少人认为，同志运动的终点就是“同性婚姻”。

游行联盟的总召集人之一小恩说，今年台北同志游行的口号原本是“婚姻要平权，同志有真爱”，这很容易为一般大众理解。但是这一口号在5月提出时，游行联盟内部引起很大争议。简单来说，并非所有的同志都想结婚，事实上背后的问题是：婚姻是幸福的唯一归宿吗？同性婚姻是同志运动最终的目标吗？

提出异议的是台湾性别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苹。她从事台湾同运将近二十年，思路清晰、辩才一流，是一号风云人物。她提出，同志游行并不能代表同志运动，但是游行必须带有运动性，能够挑战主流价值，才有意思，否则她就不想上街了，而“婚姻要平权、同志有真爱”这个口号太跟主流妥协，暗含了同志都是“好人”，婚姻是幸福的唯一归宿，对于不想结婚的人来说，这个口号喊不出来。王苹认为，口号应该要有颠覆性，要改变现有的婚姻制度，让其真正成为自由的结合——有结婚的自由、也有单身的、离婚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