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个社会学家,研究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因性观念前卫屡屡引发争议,但最为社会关注也最引人争议的却是她对同性恋的研究。有人说她打开的是一扇天
《读者》(原创版):有个美国医学专家考本先生说:“作为一个医生,我所能开出的避免性传播疾病的最后处方是禁欲直到结婚,并且终身和一位没有感染性病的配偶保持一夫一妻关系。”
李银河:是的,艾滋病防不胜防,大家在性上一定要注意。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因为他们是80年代爆发艾滋病的,90年代就倡导安全的性。一定要采取保护措施,凡是有嫌疑的、有可能(出问题)的要去检查身体。
《读者》(原创版):据说,再过10年左右会研制出艾滋病疫苗,一旦没有了后顾之忧,会不会引发性解放狂潮?
李银河:不治之症变成可以治的,那真是福音,将拯救一大批人的生命,因为你不可能让大家都禁欲,那样要求太高了。至于会不会引发性解放狂潮,我觉得不会,因为人毕竟是一种有道德的动物,再说了,艾滋病被消灭了,倘若人类为所欲为,谁又能保证不会出现新的更可怕的病呢?一个人对万事万物有所敬畏,懂得自我约束,这才是最好的预防。
为什么研究性? 《读者》(原创版):小波先生特别喜欢罗素,罗素有一句话我也非常喜欢,他说:“三种单纯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于爱情的渴望,对于知识的寻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支配你搞同性恋研究的是哪些“单纯而极其强烈”的激情?
李银河:我觉得应当是后两种吧。
《读者》(原创版):你说过你是女权主义者,但是你越强调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就越说明女性实际上还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你怎样看待女权?
李银河:平时,大家对女权主义有误解,觉得好像是青面獠牙,好像要跟男人打架啊,跟男人争夺啊,仇视男人什么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女权主义里面有很多流派,有激进主义女权主义,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等等,对于好多事情的看法、策略也不一样。但我心目中的女权主义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主张男女平等,争取男女平等。
《读者》(原创版):你对妇女参政有什么看法?
李银河:前些年有项调查,说中国的国力排名是第五六十名,但妇女地位在全世界的排名却是第二十八名。这说明我们国家尤其在妇女地位上是不错的,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各个方面都做得比较好,而且是越来越好。比如说大学在校生女生比例已经占到近一半了,接近平等了,跟人口比例差不多了,但在参政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读者》(原创版):如果让你来当官,希望当什么官?
李银河:哪怕当小组长,怕也是副职。我不适合当官,根本就不合适。
《读者》(原创版):不合适?
李银河:我当什么官都不合适,不是矫情,实在是因为不会,没有这方面的才能。你看我是当官的料吗?(笑)
《读者》(原创版):对你影响最大的人好像是福柯与金西,你认为自己是中国的福柯还是金西呢?
李银河:根本不能这么说。福柯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不是一个档次,我哪儿够啊。他的学问做得太棒了。福柯临去世的那些年,他每说一句话都是一个新闻事件,都引起轰动。
《读者》(原创版):你希望你的研究对中国的社会风气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李银河:我是希望把那种特别是从宋、明以来的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禁欲反性以及对人性的摧折与压抑还原到正常状态,简单说就是把对性的压抑降至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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