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 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和著名作家王小波的爱侣,李银河一直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她就同性恋、换偶、一夜情等社会现象发表的一系列离经
“我们家有一个特点,兄弟姐妹都是属于特别乖的孩子,学习特别好。”李银河说,每次考试,不管数学还是语文,自己都能力拔头筹,无一失手。
说起父母时,她盯着一旁若有所思:“在成长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其实还是他们。” “父亲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像‘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之类。”李银河回忆,为了让自己明白这句话,“父亲还举例分析,说有一次报社开会,大家互相提意见,他直截了当地对一个同事说:‘我觉得你这个人有点虚伪。’后来父亲挺后悔的,他告诫我们,以后决不能这样做。”这些言传身教,对于十几岁的李银河来说,影响深远。
若干年后,当一些专家和学者对她的某些观点大加讨伐时,人们很难看到她站出来反驳或者与之激辩,更多的时候,她会一笑了之:“如果我们对周围的人只观察,不批评,那么我们一定会活得更快乐一些;如果我们总是尝试去欣赏美好的东西,而不去看丑恶的东西,那么我们一定会活得更快乐一些。”
1969年,李银河17岁,正是花样年华。然而,“文革”却把她裹进时代的洪流。本来是要被分到吉林去插队的,当她得知内蒙正在招人后,有些坐不住了。为了争取到去内蒙的机会,“我写了血书表决心。”在她看来,内蒙有军队编制,算是屯垦戍边,不像纯粹插队的知青。“就是当兵了嘛,我觉得挺光荣的。”
这一去就是3年。
“内蒙那个地方啊,风沙特别大,有时刚刚挖好的水渠,一场风沙就把它平掉,然后又得重挖,如此反复。”最让李银河无法忍受的是,她插队所在地位于河套地区,属盐碱地,农区亩产量仅70斤,但是下的种子就有30斤。“这种无收获的劳动说白了,是对人的一种折磨。如果说其中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就是让我明白了社会,知道它和学校还有家庭是不一样的。这也算一种人生经历吧。”说起那段生活,她没有太多抱怨,只是摇头苦笑。
1974年无疑是李银河的人生拐点,因为一篇描写农村生活的文章,她被推荐到山西大学。“我从初一就开始停课,物理化学一天都没学过,最终进了历史系。因为是工农兵学员,所以大学只念了三年。”
王小波生活“脏乱差”
在山西大学读书期间,一次回京,李银河在一个朋友那里无意间看到王小波的习作《绿毛水怪》,“觉得很震撼”,少女的心弦被文字拨动。1977年,李银河回北京过寒假,朋友去王小波家有事,“我也跟着去了。”第一次见王小波,她微微有些失望——“他长得不太好看,而且不热情,只是随便和我打了个招呼。”
大学毕业后,李银河回到北京。和现在的大多数毕业生一样,“很茫然,没有明确的目标,就好像在准备,然后等待机会。”因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是她父亲的老朋友,通过这层关系,她成为报社的一名编辑。
然而,让她措手不及的是,刚到《光明日报》工作没多久,王小波就骑着自行车去报社找她,聊了没多久便单刀直入,问李银河结婚没有,“我说没有,他对我说,那你考虑考虑我怎么样。”——李银河被他的直率吓住了。
此后不久,他们开始通信和交往。王小波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让李银河至今记忆犹新。确定恋爱关系之后,李银河的母亲不大放心,觉得王小波这孩子“傻大黑粗,看上去挺怪,怕靠不住”。每次母亲问起,李银河的回答总是明确而坚定:“这人有很睿智的头脑,别人不能比。”
热恋时,她想试探一下这个大个子的底,于是问他最坏能做出什么事。“他要是说杀人,我怎么敢嫁给他呢。”李银河又笑了,脸上泛着柔情,“结果小波想了半天才说,杀牛。在农村他可能杀过牛,从人道主义来说这确实比较残忍。他说这是他做过的最坏事情,我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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