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中国式的性革命浪潮进行时

　　“我们家有一个特点，兄弟姐妹都是属于特别乖的孩子，学习特别好。”李银河说，每次考试，不管数学还是语文，自己都能力拔头筹，无一失手。

　　说起父母时，她盯着一旁若有所思：“在成长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其实还是他们。” “父亲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像‘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之类。”李银河回忆，为了让自己明白这句话，“父亲还举例分析，说有一次报社开会，大家互相提意见，他直截了当地对一个同事说：‘我觉得你这个人有点虚伪。’后来父亲挺后悔的，他告诫我们，以后决不能这样做。”这些言传身教，对于十几岁的李银河来说，影响深远。

　　若干年后，当一些专家和学者对她的某些观点大加讨伐时，人们很难看到她站出来反驳或者与之激辩，更多的时候，她会一笑了之：“如果我们对周围的人只观察，不批评，那么我们一定会活得更快乐一些；如果我们总是尝试去欣赏美好的东西，而不去看丑恶的东西，那么我们一定会活得更快乐一些。”

　　1969年，李银河17岁，正是花样年华。然而，“文革”却把她裹进时代的洪流。本来是要被分到吉林去插队的，当她得知内蒙正在招人后，有些坐不住了。为了争取到去内蒙的机会，“我写了血书表决心。”在她看来，内蒙有军队编制，算是屯垦戍边，不像纯粹插队的知青。“就是当兵了嘛，我觉得挺光荣的。”

　　这一去就是3年。

　　“内蒙那个地方啊，风沙特别大，有时刚刚挖好的水渠，一场风沙就把它平掉，然后又得重挖，如此反复。”最让李银河无法忍受的是，她插队所在地位于河套地区，属盐碱地，农区亩产量仅70斤，但是下的种子就有30斤。“这种无收获的劳动说白了，是对人的一种折磨。如果说其中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就是让我明白了社会，知道它和学校还有家庭是不一样的。这也算一种人生经历吧。”说起那段生活，她没有太多抱怨，只是摇头苦笑。

　　1974年无疑是李银河的人生拐点，因为一篇描写农村生活的文章，她被推荐到山西大学。“我从初一就开始停课，物理化学一天都没学过，最终进了历史系。因为是工农兵学员，所以大学只念了三年。”

　　王小波生活“脏乱差”

　　在山西大学读书期间，一次回京，李银河在一个朋友那里无意间看到王小波的习作《绿毛水怪》，“觉得很震撼”，少女的心弦被文字拨动。1977年，李银河回北京过寒假，朋友去王小波家有事，“我也跟着去了。”第一次见王小波，她微微有些失望——“他长得不太好看，而且不热情，只是随便和我打了个招呼。”

　　大学毕业后，李银河回到北京。和现在的大多数毕业生一样，“很茫然，没有明确的目标，就好像在准备，然后等待机会。”因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是她父亲的老朋友，通过这层关系，她成为报社的一名编辑。

　　然而，让她措手不及的是，刚到《光明日报》工作没多久，王小波就骑着自行车去报社找她，聊了没多久便单刀直入，问李银河结婚没有，“我说没有，他对我说，那你考虑考虑我怎么样。”——李银河被他的直率吓住了。

　　此后不久，他们开始通信和交往。王小波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让李银河至今记忆犹新。确定恋爱关系之后，李银河的母亲不大放心，觉得王小波这孩子“傻大黑粗，看上去挺怪，怕靠不住”。每次母亲问起，李银河的回答总是明确而坚定：“这人有很睿智的头脑，别人不能比。”

　　热恋时，她想试探一下这个大个子的底，于是问他最坏能做出什么事。“他要是说杀人，我怎么敢嫁给他呢。”李银河又笑了，脸上泛着柔情，“结果小波想了半天才说，杀牛。在农村他可能杀过牛，从人道主义来说这确实比较残忍。他说这是他做过的最坏事情，我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