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子恩：中国的同性恋电影还处于自发期

　《点》：你的新片《誌同志》是一部记录中国同性恋运动的纪录片，和你之前的作品有很大的区别，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想拍一部探讨同性恋运动的作品？

　　崔子恩：谢谢你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游弋于同志平权运动和酷儿立场之间，我一直都不希望自己在一个同志组织里面，希望自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人，不愿意把自己的作品放在同性恋的概念之下，一直都很抗拒分类。原来我认为我是很成功的坚持了酷儿立场，又为同志平权做了贡献，比如做电影节、影展那个部分是我比较政治的部分，而其他的是相对艺术的部分。

　　但这一两年我有一个新的认识，我认为艺术并不是至上的，我也认为不会有脱离政治的艺术。我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开始认为最重要的艺术都和某种政治有关，和解放或者要捆绑某些人有关。我开始把政治和艺术之间的区别去掉，我认为最好的艺术就是在当时当地能够影响被压迫的人，将他们解放，而不是说我这个作品做好之后放在博物馆里，放在展览馆里让那些资产阶级和有闲阶级去看。原来我老认为艺术是至上的，后来走多了影展发现原来我的作品无非是那些有闲阶级在看，最关心、最能欣赏我的作品的还是那些大学教授、艺术评论家，我现在觉得如果我有一些作品，能让生活在第一线的人看，对他们能产生作用，对于目前的我来说更为重要。这个想法也和我们06年一起拍摄打工子弟学校的记录片《我们是共产主义省略号》有一定关系，拍完那些生活中的孩子之后，我觉得一线的生活对我特别重要，正好我也有机会申请到足够的资金拍一个关于同志历史和现状的片子。接下来还想再做更多一点类似的片子，比如关于同志NGO的片子，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足够多的资源。

　　《点》：你好像是第一在影片放映后落泪，为什么？

　　崔子恩：我是觉得历史刷刷地在眼前翻过，有太多历史的事件、感受、关系，既包括画面里的，也包括画面之外的，影片一放完，把这些都点燃了。我觉得我们变得有力量了，过去我们那么弱小，有那么多脆弱的部分，而现在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变强大了。

　　《点》：尽管同性恋电影在中国还进不了电影院，但很多作品可以通过网络下载和盗版看到，不过，港台和国外的电影远比中国本土的独立同性恋电影受欢迎，为什么？

　　崔子恩：其实独立电影在美国的概念就是拍了电影，拒绝放映，拒绝商业市场，它的含义和我们被打压的电影不一样。中国观众喜欢下载的影片基本上是高度资本主义化的，而独立电影在全球意义上都有一个对资本主义的警惕和策略上对推销的拒绝。中国的独立电影当然没有那么自觉，恰好是中国目前做独立电影的这个阶层比较的不资产阶级。

　　《蓝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香港的制作班底，内地的故事和演员，这个影片找到了所谓的全球消费的兴奋点。对于香港的制作班底来说他们谙熟资本主义的社会体系，知道怎么去运作商业路线，正好又用了一个内地故事一嫁接。这部电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丧失掉了很多内地生活的真实，有的是资本主义的套路。所以《蓝宇》在香港备受冷落，香港人有特别明确的对红色和金色的认识，特别不喜欢片中的男权中心，比如悍东，男人女人都对他死心塌地。而在台湾就很受欢迎，因为他们对内地了解少，很高兴能看到内地的故事，但又是香港化的内地故事，所以跟台湾的生活很接轨。

　　《点》：中国的同性恋电影要想发展，是更需要独立电影，还是商业电影？

　　崔子恩：基础一定是独立电影，因为它先发展，不管观众是否喜欢，但已有的就是这些，这些都是最珍贵，并非未来有多少影片商业化了，被经典化了就是很好的事情，因为我认为未来关于同性恋的电影史一定会被重写，因为现在还是按照主流电影的评价方法，但将来的电影史可能并非得奖多、票房高才会被记忆。从多元的角度来说，当然是两种都需要，我们叫"大众小众一起上"，但目前商业作品还很困难，政治上的禁令是一方面，更致命的是由此影响到的投资、发行、推广，整个局面处在僵死状态，不知道何时可以打破，所以我们现在谈市场化的影片还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