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子恩：中国的同性恋电影还处于自发期

这个新春，商业贺岁片备受宠爱，因为娘娘腔角色"爱茉莉"而备受同性恋社群争议的《非诚勿扰》已经狠刮了三亿票房。相比之下，中国的同性恋电影依然像没妈的孩子——无名无份。前不久，一直坚持同性恋独立影像创作的导演崔子恩在北京宋庄低调举行了纪录片《誌同志》的首映礼，并就中国同性恋电影的现状接受了《点Gayspot》的专访。

　　《点》：中国同性恋电影当前的大环境如何？

　　崔子恩：中国电影目前有两个体系，一种是不需要官方审查通过，当然也不能进入官方控制的院线的，以前叫地下电影，但从本世纪初开始叫独立电影；另一种是需要官方审查通过，然后取得发行和放映许可证的。目前中国所有的同性恋电影都属于独立电影，没有任何一部是经过官方许可的，因为国家广电总局的电影审查制度中明文规定"同性恋"属于应当"删减修改的情节"。

　　《点》：当前中国本土的同性恋电影尽管来之不易，但是整体上和观众的距离还比较遥远，是因为这些电影本身就比较少去考虑观众和市场吗？

　　崔子恩：大致是这样，当然有一些投资成本大一些的独立电影，会对观众、推广、发行考虑得多一些，但这样的影片也主要考虑国际意义上的观众和发行，因为在国内无法获得许可，甚至可能根本没有申请许可，国内市场基本上是放弃的。比如张元《东宫西宫》和娄烨新拍的《母狗》。

　　《点》：国内市场无法形成，主要是因为电影审查制度对"同性恋"的禁令吗？

　　崔子恩：这是一个先决因素，当然也有创作者自己的想法，创作者会考虑大众推广是不是他这部影片的先决条件，是创作更重要还是推广更重要。比如《断背山》会先考虑推广，然后才是导演的个人表达。但中国目前的同性恋电影首要的都还是个人表达，比如张元的作品，导演中心体现得很鲜明，而大众性影片往往以制片公司为中心，大的制片公司是重要符号。

　　《点》：如果不考虑有多少人看，那么拍摄的意义主要有哪些？

　　崔子恩：中国的同性恋电影人，目前还处在自发阶段，没有那么强的自觉性，大部分人的同性恋运动意识不是很强。这个阶段，你会发现非同志身份的创作者多，而同志身份的反而人少。很多人出于题材寻找，对身边故事的感动，而不太考虑我的作品是否会改变人们的想法，或者改造世界，自觉性还不是很够。比如很多导演说，我不是想表现同性恋，我只是想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暧昧，拒绝把自己的影片放在同性恋电影的意义之下。还很少有人考虑自己的影片是为哪个人群服务的，是为哪个人群表达思想的，以哪一个人群为观众群和票房指向。中国同性恋电影的市场还不明朗，对于大众来说，这个消费群体是被掩盖掉的，粉红经济只有同志群体自己知道，但这个圈子目前还很小，外人可能并不知道。

　　《点》：那么中国目前的同性恋电影创作者的创作初衷主要有哪些?

　　崔子恩：一个是自己熟悉的生活，一个是自己的身份，有的人会知道自己的圈子有多大，他拍完之后如果想放映，会有这么一个圈子看，虽然还很难是一种市场化的考量，甚至有人觉得这个圈子的观众对他来说就足够大了。

　　《点》：那你本人的创作初衷呢？

　　崔子恩：我的自发期是在文学阶段完成，做影像的时期已经相当自觉了，自觉的力量首先来自于表达的欲望，因为我看到已有的影像世界并不完整，缺乏了或者说有意掩盖了一部分，我希望通过我的影像把真相呈现出来，这个真相恰好是在男女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群落的生活状态。当然我也比较早的走入了国际，包括我的文学和影像，在我做同志影像之前我已经有一个国际的交流圈，我的观众不是无形的，我知道很多影评人同行会热情地帮我在国际上做推广。

　　《点》：你反复谈到了自发期和自觉期，这二者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崔子恩：自发期是不知道身边也有人在做同样的事情，自己做这件事情的结果也不清楚，比如觉得自己特想拍一个片子，特想写一个作品，也不知道写完之后会怎样，会不会发表，会不会有读者，销路会不会好。我90年代时写《桃色嘴唇》的时候就完全是这样一个状态。自觉期会更清晰路线，更清楚自己做这个作品的结果，更能预测经济上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