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从同性恋身上，我能体会到那种美

Fridae：您怎样权衡一部电影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

就我个人来说，首先是电影关于自我的表达，我要关注我是否把我自己想表达的部分表达出来，那么就是所谓的艺术价值；如果是正好得到了观众的喜欢丶而且愿意到电影院去看，我想这对电影创作者是很大的鼓励。

Fridae：您怎样看待长期以来被冠以独立导演甚至地下导演的称谓？

我觉得我不介意这些称谓，这是因为在以前，人们对电影的认识有很大局限，尤其是在中国。但实际上，独立导演和地下导演这些名称是很通常的叫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被称之为独立导演或者地下导演，不仅没有贬义丶更有褒扬的含义，为什么不去做一个具有独立性的导演呢？

但的确在美国丶欧洲，地下电影可能是进入不了院线的一种电影类型，这也要牵扯到审查制度的问题，比如这次在新加坡，有三部中国电影，其中有两部可能没有办法在电影院发行，另一部通过的，就我个人来看，进入电影院放映的机会也很小，即使放映，也不会是大规模的。但这种电影到底要不要拍呢？这种电影有没有存在的价值？答案是肯定的，否则国际电影节不会选择这些电影。独立导演拍摄的电影到底要不要进入电影院放映，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一直在讨论和考虑的问题，这给导演本身提出一个课题。

Fridae：您认为作为导演要怎样拿捏审查尺度和自由表达？

对于导演来说，说到底，在审查制度方面实际上是带着镣铐在跳舞，但是我还是鼓励所有的导演，首先还是拍出自己想拍的电影。

Fridae：对一些新锐导演和对电影抱有热情的年轻电影工作者，您的寄语是？

如果希望很多观众去看，那么就拍商业片；如果单纯想表达自己，拍摄个人表达的作品也很好。尤其现在拍摄一部电影的投资也并不需要特别大的投资，用ＤＶ也可以拍，所以如果不打算进院线的话，在成本上减少一些，总之就是尽量实现自己的愿望。

Fridae：您的个人履历中除了电影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作品，就是您曾经拍摄过包括崔健丶罗琦丶艾敬等人的音乐录影带，这是怎样的一种尝试？

我当时拍摄音乐录影带的确是因为我喜欢音乐，虽然我不是专业音乐人，而且也因为年轻，想尝试一些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大陆，并没有所谓的音乐录影带这种东西。

最早的时候就是和崔健一起合作，我拍摄了几乎崔健所有的音乐录影带，像《快让我在雪地里撒点野》丶《一块红布》丶《最后一枪》等。纯粹是因为兴趣，所以就拍了很多，到后来，给周迅丶袁泉丶羽泉很多的音乐人都拍摄过音乐录影带。

Fridae：您的电影创作灵感是怎样得来的？

灵感来源的方向是很多的，除了音乐之外，我的灵感还来源于小说丶真实的故事丶甚至是我自己的梦。

Fridae：您的很多电影当中，对同性恋者丶失婚的妇女丶精神疾病病人有过尤其的关注，为什么会对这些题材感兴趣？

对我来说，我觉得人都是平等的，之所以要说平等实际上平等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都不知道人类的来源何在丶归属何在。在我们今天人类社会中，没有人的知识超过这个范围，所以我说人人平等的丶也没有贵贱之分。对于认为我的电影对边缘人群关注的说法，我不以为然，我想反问：社会的中心又是谁呢？这是一个价值观的缺陷，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故事，而像你刚才所说的同性恋者也好丶弱势的女性也好，正是在他们身上，我能体会到那种美。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真正完美的东西，正是那些缺憾丶那些残缺的东西，是我最欣赏的东西。留下的空缺越大，对美丶对希望丶对生活的追求，就更强烈丶更渴望，当把这些我们认为的所不是那么美满的人生去塑造出来的时候，我们恰恰能认识到这个时代的特点。

Fridae：性别议题也是您作品中常常出现的题材，您为什么会对性别产生关注？

我拍摄过两部直接探讨性别的电影，一部是《东宫西宫》丶一部是《金星小姐》，而我最近拍摄的一个叫做《无题》的42秒短片，探讨对性别的疑惑，我之所以会对关注性别，是因为我认为人类对性的追求也是非常美的。人从出生的时候所具有的生理性别看起来是无法改变的，当人去追求另外一种性别或者同一种性别的过程，这本身也是寻求完善丶寻求美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