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十年影响力人物:张北川

　　当时，他就预言，在血液传播得到控制后，男男之间的性行为将成为艾滋病传播的最高危的途径。　　2009年末，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同性性行为导致的艾滋病传播已占传播总数的32%，超过了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成为最主要的传播途径。但在那个时候，张北川的预言并不被重视，而且他的工作还被很多人们误解，甚至是打压。　　从1999年4月开始，他所在的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撤掉了性健康中心门诊，他被迫搬离医院，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半地下室继续工作。在院领导看来，艾滋病研究“纯属不务正业”，“研究同性恋是张的个人决定，没通过组织”，“张北川有精神障碍，他是政客……”　　即便如此，张北川也没有放弃他所选择的事业。“我受的只是小难，不是大难。相比河南省某医生因为向国家上报艾滋病实情而被县长处分调离公职、高耀洁教授拍的艾滋病胶卷被强行曝光，我的遭遇比他们好得多。”他甚至调侃地说，“几年前，有人往我们办公室门上泼屎尿，这几年起码是没有了。”　　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谈到对自己遭遇的感受，他无不感慨地说：“我曾是个书呆子，是个医生，是个信奉技术的人，从事艾滋病研究遭遇的歧视与困难让我更体会了什么叫边缘，什么叫弱势，对研究对象有了更深的体会。”　　张北川的处境被媒体报道后，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叶干运、戴志澄、刘达临、李银河等21位专家更是联名呼吁改善他的处境，认为医院“剥夺他行医权利和教学权利的做法，严重违背了我国有关方针，应当积极纠正”。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董永坤更是气愤地说：“张北川在艾滋病干预方面是首屈一指的学者，医院的做法不可理喻。”　　张北川说，他之所以向媒体披露自己的遭遇，并“不是个人待遇的问题”，而因为“自己的境况影响了预防艾滋病工作”。他说，“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一种危险：一旦把研究边缘人群的学术界人士划入边缘，我们就丧失了遏制艾滋病的希望。”　　“我只是个符号”　　在很多同性恋者看来，张北川最大的贡献则是创办了一本杂志——《朋友》。　　这本诞生于1998年初的杂志，最早记录的大多是他与各地同性恋者的书信往来。他说，“我想通过它来引导他们走上健康的生活道路，最终达到控制艾滋病在我国蔓延的目的。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本应是朋友，也应当是手挽手走向未来的朋友。于是取了这个名。”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朋友》已成为影响同性恋者最多的健康教育读物。　　美国专家曾在中国对300位同性恋者调查，发现有49%的人看过《朋友》。如今，这本内部杂志，已被包括国家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在内的世界多所图书馆所收藏，成为研究中国同性恋人群的重要资料。　　虽然，张北川谦虚地认为“这个事情是很多人做起来的，我只不过是个符号”，但业内没有人忽视他的贡献。　　2000年，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将首届年度奖颁给了张北川，以表彰他在中国为艾滋病教育、预防和关怀做出的突出贡献。这一奖项称赞他的工作“让人看到了光芒，因为他鼓舞了周围的人”。　　2007年7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北京向张北川颁发特别奖项，奖励他在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所起到的领导作用，同时获奖的还有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博士说，这两位获奖者一直站在中国艾滋病防治的前沿，而张北川的工作却是在默默无闻的最基层。　　对于这些奖，张北川更愿意理解为是“一种支持的信号”，而不是个人的荣誉。他说，当下同性恋者受到的各种歧视，“对我也是一种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