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十年影响力人物:张北川

　　在一个对同性恋仍存偏见的国度，为同性恋者争取权利的学者本身也要遭遇歧视和偏见。他多年以来坚持不懈，呼吁正视同性恋和艾滋病感染者，并把一个被社会完全边缘化了的人群当成自己的朋友，他创办的《朋友》就是他和同性恋人群沟通的紧密途径。　　他被人称为“中国同性恋研究之父”；他与卫生部副部长一道，被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授予艾滋病防治特别奖项；而他自己却说，“我就是一个医生。”　　为了从事同性恋研究，他不仅放弃了自己擅长的皮肤科专业，而且被医院领导无端剥夺了行医资格，被迫栖身于一间没有取暖设备的半地下室开展工作。“每个人都有自由恋爱和结婚的权利，不论同性之间还是异性之间，只有爱才是最重要的。我要为这些边缘人争取空间。”　　张北川的经历被媒体曝光后，这个充满书生气的知识分子被冠以“斗士”“最有勇气的人”之名。　　但从事了近20年同性恋研究的他，却始终在质疑自己的工作，“有些东西，我是悲观的，这辈子我可能都看不见了。但我来了，做了，就对得起医生的良心”。　　“他们是正常人”　　张北川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进入同性恋研究领域的。　　那是在1989年。当时，他还是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的一名大夫。“我的一位老师，被揭发出是同性恋，受到恣意侮辱和伤害，逼得他想跳楼，站在楼顶上号啕大哭。”这件事给了张北川很大的震动。“他是一位很优秀的皮肤性病科医生，富有献身精神。有一次，为了研究一种皮肤病，刻意让自己染病。然后，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切下自己被感染的皮肤做实验。”　　但对于老师的遭遇，他却无能为力。张北川发现，自己对同性恋几乎是一无所知。于是，他开始研究同性当中相互爱慕的现象。　　“那时，我常常要学习到凌晨两三点钟。医院和医学院两个图书馆的300多种医学期刊，我一期一期地翻，找相关的文章。”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他每次去图书馆借的书总是非常多，以至于不得不用两个大菜篮子，把它们提回来。　　在研究的过程中，张北川又开始了写作。为了抓紧时间，他还在自己办公室的墙壁上贴着一张字条：一般谈话不得超过15分钟。　　5年后，张北川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有关同性恋的理论学术著作《同性爱》。　　“我习惯用‘同性爱’，而不是‘同性恋’。同性恋这个词已被污名化，我希望鼓励和支持一种富有情感的性关系。”　　在这本书中，张北川指出，同性恋的形成与先天因素和婴幼儿时期的成长环境有关，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社会都有2%～5%的人是同性恋者，“他们同你我一样，也是正常人”。　　《同性爱》出版后，张北川本打算回去继续从事皮肤科研究，但他发现，自己已经放不下了。“我接到无数封充满了彷徨、无奈、绝望的求助信和求助电话。这些遭遇让我感到自己肩负的是一个沉甸甸的社会课题。”　　一位同性恋者在信中写道：“像我们这种人，一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打上了不幸的印记，注定了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灰暗的。我努力过，追寻过，但最终找不到路，找到的竟然只有离开世界这一条路。”　　张北川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再是一个个的个体，而是一个人群，以及隐藏在他们背后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我受的是小难”　　1997年，张北川决定放弃皮肤科专业的主要工作，投入到同性恋的研究之中。因为，他越来越感到，同性恋人群中艾滋病防治任务的迫切性。　　这一年，张北川对中国同性恋人群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他惊讶地发现，由于无保护的性行为和性伴侣的不固定，艾滋病正在这个人群中迅速蔓延。　　“中国出现了一个我们叫做性解放的潮流，80年代以来它正好和艾滋同步出现。多少大一些的城市都有这种我们所谓的gay(指男同性恋者)的浴池，人们在这里边可以不受限制地发生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