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怜香伴》导演关锦鹏对话李银河

　　关锦鹏：“性”？　　李银河：就是“性”。比如《红灯记》，包括其他所有样板戏，基本上不会让你联想到性。《红灯记》祖孙三代，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如果有血缘关系，李玉和不就得有“性”才能有李铁梅吗？这当然不行。他们都是烈士托孤，包括阿庆嫂也是丈夫跑得远远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性观念又到了第三个阶段，开始否定之否定，大家能说“性”还是个好事吧，可即使这样，你的任何举动只要一涉及到性就完蛋，就会有铺天盖地的骂名。　　关锦鹏：内地、香港和台湾三地，香港才是一个貌似文明、骨子里却最保守的地方。我记得舞台剧导演林奕华，在香港搞了好多年的“同志”电影节，其中有一届，他写了一篇文章希望在香港某早报刊登，结果被拒绝了。　　李银河：对。大概在2007年前后，我看到过一组关于内地和香港公众对待同性恋问题的调查数据，内地的数据显示比香港更宽容。比如其中问到“你觉得同性恋与异性恋有没有同等的就业机会”，内地赞同的是91%，香港是86%。之所以这样，可能有反弹的因素，如果什么都不许，就故意选一个相反的态度。我觉得内地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明显地走在政府前面，美国却正好相反，最近缅因州和纽约州政府都批准了同性婚姻，可是公投时，却被民众推翻了。因为好多公众信基督教，基督教教条不允许同性婚姻，所以教徒不能投赞成票。从这种情况看，美国政府走在公众前面，可公众更为保守。　　关锦鹏：我觉得如果用更开明的态度去对待，没有什么损害。　　李银河：这是个挺奇怪的现象。前不久的“彩虹先生”选举活动你知道吗？就是北京一些同性恋社群做的选美比赛，开场前15分钟，却突然被迫取消了。我有时候真的觉得，现在我们很多政策还是一种惯性，是历史延续下来的惯性，它并不是特别反对同性恋，是一般的反性、禁欲。如果说在这些问题上能够开放，社会形象会更好。　　社会中人　　选择出柜前一定要考虑身边的人　　关锦鹏：在您看来，中国人对待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看法上有没有不同？　　李银河：我觉得在中国大家对女同性恋更宽容，这种心理很难理解，不过全世界都是这个倾向。我记得我中学有两个女老师，她们终身不婚不嫁住在一起，我们都很尊重和同情，觉得可歌可泣，确实不容易。民间一般会认为，女“同志”比较重情，男“同志”则重欲望，所以一说到情，大家会容易接受，说到“欲”，还不断地换伴儿，大家就会反感。另外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是男权社会，女的表现出男性的一面倒没什么，可有些男性表现出女性的性质，就违反了“社会规范”。此外很多人有误解，认为女同性恋是无“性”的，可是男同性恋有，就会让人反 感。　　关锦鹏：只是他们没办法想象女同性恋的性爱方式。我在香港的一些公众场合，时常能看到两个女的拉手、亲吻，在大街上抱得紧紧的，大家都不以为意，但却很少碰到两个男的这样子。我就很渴望有一天，可以跟我的男朋友，在香港拉着手走路，可是自己还是过不了这一关。　　李银河：其实内地的同性恋能真正公开承认的也很少，像崔子恩（注：北京电影学院教师、导演），他是公开的。　　关锦鹏：我觉得是否公开还是要看个人。我是在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时，拍摄了纪录片《男生女相》，并在其中公开自己的同性恋取向的，那个作品也变成了我“出柜”的作品。当时大家都觉得，关锦鹏你好勇敢。从那时起经常有采访问我要不要说一些话去鼓励一些年轻的“同志”，我基本都拒绝。我可以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为“同志”族群做一些事，但我不会去搞“同志”运动，更不会摇旗呐喊，其一，这不是我的个性；其二，我不希望让我的出柜变成一种指标，毕竟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你要面对父母、兄弟姐妹还有很多人群，当你选择公开自己的身份，肯定要考虑身边的人，总不能只为自己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