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作家陈克华谈同志文学的现代性

“人间已是如此猥琐而征横/ 而我们的爱还没有名字……”

一首真挚的告别余韵未消，台湾诗人陈克华以他敏锐的观察之眼，洞察时序流转之间同志生活里那些稀松平常的光怪陆离，《我的云端情人》一书记录下他自身的故事，以及生活周遭的众生喧哗。 “那一篇篇的故事背面，都是失败啦，每一次交往失败的记录。”陈克华笑着回答，然而那些过往的挫败而今都已萃炼成圆润的珍宝，陈克华常说他有三个时期：清纯玉女、肉感脱星，到削发为尼，现在的他已经是削发为尼的阶段了，在写《我的云端情人》的时候其实是用比较回顾和放下的态度来写，很多故事陈克华觉得把它写下来，让这些记忆不会卡在生命、意识里，让它们离开。对他来说写下来不是要忘掉，写是一种释放，释放能量或是释放纠结，让这些故事不再困扰你。它不是错误，而是一种生命的小插曲。

“我认为艾滋病横扫全球的十年，不但改变了同志的行为、文化，也改变了文学的角度。”

从自身书写的三个阶段，拓展而至台湾同志文学的发展，针对纪大伟在《正面与背面：台湾同志文学简史》中指出的，同志文学的现代性可由将家庭视为冲突点、将自己的内心视为冲突点、对乌托邦的渴望等三点指认，陈克华给予不同的看法，他将台湾的同志文学分成三个阶段：前艾滋期、艾滋期、后艾滋期。 “艾滋出现前的同志文学有点像『卧房的门是关起来的』，还是在心理、社会、文化层面着墨。大概在1980年代开始有了艾滋的认知，意识到艾滋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体液交换，同志的书写和艾滋、死亡纠葛，对爱和死的著墨更多。后艾滋指的是鸡尾酒疗法出现之后，开始有了生活化的欢乐。”

在前艾滋时期，同志文学中流露出受难的情绪，同志在家庭、社会的眼光中不断挣扎和压抑，如白先勇的《孽子》和〈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皆展现了沉重的外在压力与内心的彷徨苦闷。当艾滋降临，恐慌连接着死亡来到，如同吴继文《天河撩乱》或朱天文《荒人手记》，爱与死之间不可抗拒的相连成了同志文学里一个极大的转折。而至后艾滋时期，开始有了较多描写同居生活、异国艳遇的作品，流浪、全球化、地球村的主题开始出现，对于情欲的描述也不再如过去的文学作品中总是灰暗潮湿，同志文学展现了截然不同的明亮与欢乐，给与同志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往文学作品中悲情、来自破碎家庭的刻板印象。

“同志的家搞不好是动态的，两个人在一起，有时候是三个、四个，有时候甚至五人行，这个走了，可能有另一个加进来。我看过这种家庭，他们就是以两三个人为主轴。现在的同志特质就是动态的，它是横的，不断来来去去、增增减减。”

同时，后艾滋时期也为同志伴侣的关系增加了另一种诠释。他以《同楼梦》为例，书中四十岁同志有一个二十岁男朋友，他们在一起二十年，二十岁同志变成四十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但是六十岁同志在性上面已经没办法满足对方，所以他们同意四十岁同志再去找一个二十岁同志来满足他，变成三代同堂。这样的关系是纵向的，就如同三代的传承。然而现在有许多同志伴侣虽然在一起，仍然一起去同志酒吧、舞厅、参加派对，这种横向的、水平式的伴侣关系说明了同志伴侣的不同面貌，从一对一走向二对多，从纵的关系走向横的关系，这是时代的痕迹，不只是思想和价值上的转变，也让家庭的概念变得多元。

总括来看，纪大伟所说的台湾同志文学现代性三个特征，与陈克华对台湾同志文学的三段分期，两者并非相互牴触，纪大伟所说的这三点特征将“同志”放在文学作品的中心，不再是为了突显某一主轴而创造的平板同志角色，毫无同志生活与价值观的血肉。读者不妨将陈克华以艾滋所作的分期放在这样的脉络里阅读，他以医学的、同志经验的方式厘清同志文学的进展，不论前艾滋期、艾滋期，或是后艾滋期，都需要给与同志角色一个中心的关注，才能看见同志处于时代里自身与社会的矛盾压抑、追求异域解脱的生命选择，或者是新兴的伴侣和家庭观念。

回归文学创作，下半年陈克华将出版长诗集，并融和自己的摄影作品，以不同以往的设计方式，呈现同志爱欲、佛学禅思与旅行记趣。不只是散文和新诗的创作，陈克华也持续将能量放在摄影与数位版画中，这个多产的作家就如同他所描述的后艾滋期作家一般，正多元的展现同志的各种可能。（成蹊同志生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