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同性恋艾滋感染者的自述(2)

之后，我经常参加一些感染者的交流活动，慢慢调整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北京佑安医院的一位老医生参加了一次感染者交流活动，我突然想到了母亲，那时她还不知道我感染了艾滋病，而且我一直隐瞒着同性恋的身份。我是家中独子，按照农村风俗，我早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母亲在家四处帮我张罗婚事。可在农村，请媒人介绍对象是要钱的。

2008年11月，在离开一年多后，我回到了家乡。我告诉了母亲：“我不适合结婚了，这些钱你们留着好好生活吧。”

离开家时，母亲说：“儿啊，你不是说这种病，在平时是不会那么容易传染给别人吗?那你就好好的继续去生活，因为有你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妈妈才能感受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千万别想不开。”

带着母亲的鼓励我来到北京，但是我只有初中文化，在北京很难找工作，曾经找过一份体力活，同性恋的身份暴露后立即被赶走。

但在北京这座城市，我收获更多的是感动，没钱的时候，有善良的人们帮我，无助的时候，他们鼓励我。特别是那位大哥，他曾经如此鼓励我：九龙，你一定要记住，上天更愿意把幸福的机会赐予坚持自救的人们。

我很感谢这座城市，当初，我从南方带着愧疚、自责、不甘、恐慌和懦弱来到这里!在这里，我经历了生与死的蜕变!学会了勇于去面对自己，珍惜生活，不放弃!

“我只希望有生之年做点事”

2009年9月，我再次准备回老家。在离开北京前，我想艾滋病所遭遇的歧视，大概会渗入到以后生活的每一天，人不会是永远幸运的，这是我对生活的感受。

回家后，跟家人和邻居讲解艾滋病毒的传染途径及特性时，我并没有遭到歧视。倒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他们的态度有些不一样。

我母亲年迈，加上农村收入不高，我想到乡政府领低保。当乡民政所所长看到我在申请原因上写着“艾滋病”时，所长直接把门关了起来，根本不让我进去。

后来，我了解到顾长卫导演正在筹备一部反映感染者真实生活的公益纪录片，并四处寻找感染者，我主动联系了剧组，剧组派赵亮导演到我家乡拍摄。记得赵亮在村里拍纪录片要到祠堂取景，村里人第一次看这种场面，纷纷聚过来，三言两语议论着。在他们拍摄时，村民们最关心的还是我的婚姻，他们都敦促我尽快结婚，完成续香火的任务。我当时就调侃地说了句：我这辈子不会修那么长的路了(我父亲在家修了一辈子路)，但我决不会去害人也不会骗人。

现在，我正在筹建江西关爱组织——“爱温暖家园”。我希望把北京这种充满人文关怀的NGO模式带到这个中部省份，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人文关怀的工作，而江西省目前还没有这样感染者组织。

心理干预曾让我走出危机，我相信一些关爱组织是有用的，这里会为艾滋病毒感染者搭建一个相互交流，心灵休憩、停靠以及相互支持的家园。我希望能够和那些对生活绝望的感染者一起成长，也欢迎通过我的博客和我分享交流。

我不知我能做多少，我只希望有生之年做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