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同为改变一夜情 同性恋不等于艾滋病

　　张北川　　张北川，国内首位在男同性恋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专家、马丁奖得主。　　形婚是压力下无奈的抗争　　“同性恋是先天因素为主，就像一个鸡蛋，你可能孵不出小鸡，但是绝对不会孵出一头小象。在不同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时代背景下，这个人群所占人口的比例，是相对恒定的，是2%～5%。”　　35岁的王洋一直拒绝婚姻，他是个白领，有良知，也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去年中秋回家，母亲领着他给父亲上坟。母亲在坟前嚎啕大哭，说如果他不结婚，她就在坟前一头撞死。在这种情况下，当儿子的满脸痛苦，没办法点了头。　　“对于男同这个人群，婚姻压力可能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这种情况有很多方法来避免，形式婚姻是在特殊文化背景下、特殊时代里，人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张北川说。我国权威的性社会学家刘达临在2005年出版的著作上提到一个调查结果，说90%以上的男同，或迟或早会进入婚姻。张北川做过多次调查，对象主要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同志，半数受过大学教育，结果80%已经结婚，或有可能结婚。　　“但中国的主要人口还是农村人口，在农村不结婚，会被看成有病。”张北川告诉记者，形婚既是无奈的，又是积极的。他在1996年就接触过形婚，两人周末时互相到对方家里看看父母，缓解了很多压力。“但在我们这个社会，形式婚姻还是比较罕见的，因为人们很难找到对方。”　　很多同志给张北川写信，说不能伤害一个无辜的善良女性，形婚就不至于造成这样的伤害。这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压力下，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的方法。“形婚是无奈之中的一种抗争方式。有一些形式婚姻处理得比较好，有一些并不是那么乐观。”张北川认为，形式婚姻有时候是比较快乐的，但是可以想象，这种快乐和一般男女自由恋爱进入婚姻的快乐绝对不是一个层面的。“对于形婚，我们既不应指责也不应反对，对是否选择形婚是个人权利。”　　“同性恋这个人群，和普通人群没什么两样，我们怎么看待左撇子，怎么看待一个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就可以怎么看待他们。”张北川认为，中国这个人群的状况，是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平行的。张北川经常劝GAY，不要结婚，但是他从来没法劝农村的男同。在农村，“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的观念不是我们所能改变的。所以张北川经常强调，要改变的不是GAY这个人群，而是落后的国情。国情改变了，这个人群获得了自由、解放，不再有压迫，社会平等了，很多问题自然就消亡了。　　还有一个问题，当一个人越是被挤到墙角，划入边缘，越会出现越轨行为。所以这个圈子里的越轨行为要比一般人群中多。比如圈子里面“黑吃黑”。一个男同对对方很好，却被诈骗了六万块钱，还不愿意告他，不希望对方有污点。还有的人认为这个圈子非常乱，同志频繁更换性伴侣，或是一个人有多个性伴侣，伤风败俗。　　不要把同性恋和艾滋病画等号　　张北川解释出现多个伴侣的原因是：“这首先是社会原因引起的，社会破坏了人们发展良好情感的基础，在一个无保障条件的社会里面，出现这种多性伴关系是必然的 ，其次，有生物学的原因，与雄性的特点有关；还有心理因素，有些人适应了这种关系，就觉得这样好。需要知道，女同就普遍性伴很少，甚至少于许多一般女性。”　　张北川提出，我们的社会主流支持一般男女的婚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很多男女的越轨行为，更何况同性恋人群。如果设立反性取向歧视的法律，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如果社会给他们充分的、自由活动的空间，情况会好很多。　　在成年男性中男同所占的比例大约是成年女性中女同所占比例的一倍，中国大约有1800万男同，900万女同，男女同性恋者接近3000万。在中国，万分之七的人是艾滋病毒携带者。2008年至2009年国家组织的大规模检测中，男同的感染率在 5% 左右，是正常人群的70倍。因此，很多人潜意识里把同性恋和艾滋病画等号，对他们避之不及。在记者近日的采访中，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