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德之死,暴露了一个由来已久的隐忧:在保护艾滋病人隐私权的名义下,法律对公开艾滋病信息的禁止性条款及实践中的封闭性运作,正对全社会的艾滋病的防控产生负面影
值得一提的是,碧波池的客人中有艾滋病毒携带者,对当地疾病控制部门而言并不陌生。。 根据法律,疾控部门不能将此信息对外公布,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委婉提醒其身边人不要与之密切接触。 对于高敬德这样的外来流动人员,当地疾控部门则更加难有作为。他们承认,高敬德并不在他们掌握的艾滋病人防控名单中。 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一位工作人员说,经过几次整治,碧波池的情况已经大大好转。 但现实其实并不乐观。南方周末记者日前暗访该浴室发现,这里的生意仍然兴隆,而卫生条件仍然糟糕。在休息厅,记者看到不少单人床上睡着两个男人,他们赤裸着身体裹着同一条被子…… 11月28日,一直在调查高敬德死因的上海医生陈晓兰在得知高敬德曾光多次光顾“碧波池”后,先后向南京市卫生局、江苏省疾病控制中心反映,并建议对方在“碧波池”贴出高敬德的照片,以引起与之有密切接触者注意。 然而,在接到陈的反映和建议后,对方明确表示做不到。他们认为此举在法律上“越位”。 江苏省疾控中心一位工作人员承认,关于艾滋病防治,一直以来面临太多的悖论。但是,现实就是如此,他们深感无力。 被忽略的肺结核 现实状况是,对于高敬德这样的病人,医院均不会采取强制性措施。而且,高敬德所经营的“受迫害者”形象,更强化了这一点。 根据医院的相关记录,目前可以确认的是,除了感染艾滋病,高敬德还感染了另一种乙类传染病——肺结核。 根据中国的传染病分类,只有鼠疫和霍乱属于甲类也就是更高级别的传染病。包括SARS在内的其他一些烈性传染病均属乙类。 但是,和高敬德身上的诸多秘密一样,外界——特别是与其有密切接触的媒体人——对此一无所知。 事实上,在与高敬德的接触过程中,出于对其打假义举的同情,不少记者都请高敬德吃过饭。与艾滋病毒不同,结核杆菌可以通过空气传播。 有证据表明,早在2008年,高敬德可能就已感染肺结核。然而阴差阳错,恰恰是有可能被高敬德传染的记者们,否定了医院的诊断,并将高敬德的药品打假事业推向高峰。 按照当时媒体的报道,2008年9月,高敬德在南京大学医院发现假药,然而在其打假期间,却因得罪当地卫生系统而上了医院的“黑名单”,看病时被多家医院拒绝诊治。此事一经报道,高敬德“孤独斗士”的形象愈加丰满。 然而,根据医院方面的解释,事实是高敬德是疑似患有肺结核,根据传染病的相关规定,必须要到定点医院诊断治疗,其他医院无权诊治。 一位当年报道此事的记者回忆说,当时高敬德坚称自己没有肺结核,是医院报复,虚构他有病。 记者们轻信了高敬德的说辞。事实是,两年之后,2010年12月30日至2011年6月21日期间,高敬德即因肺结核在上海市肺科医院住院,时间长达半年。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住院期间,身为传染病患者的高敬德,还从肺科医院“逃出”,至少接受了四家媒体的采访。而在其出院之后第二天就赶赴杭州,制造了另一起轰动全国的药品打假事件。 一位疾控系统人士说,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医疗机构在发现乙类传染病病人后,应当根据病情采取必要的治疗和控制传播措施。但是,究竟何为“必要的治疗和控制传播措施”,却并无明确规定。现实中,对于高敬德这样的结核病人,医院均不会采取强制性措施。 有医务界人士判断,高敬德患肺结核很可能是在感染艾滋病毒之后。病毒将他的免疫系统破坏,使得结核杆菌可以轻易地侵入他的身体。 尽管高敬德是在肺结核治愈后出院,可是从那之后,他便更加频繁地出入于各地医院。但是,一直到进上海411医院之前,高敬德就诊的其他多家医院似乎均未诊断出其患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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