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德之死,暴露了一个由来已久的隐忧:在保护艾滋病人隐私权的名义下,法律对公开艾滋病信息的禁止性条款及实践中的封闭性运作,正对全社会的艾滋病的防控产生负面影
据李越介绍,在京期间,他与高敬德共见过三次。10月6日,高敬德以“中国药品打假第一人”的名义,向新京报报料,称在北京某地发现假药。 李越对南方周末记者称,3天后,他与高敬德第一次见面。当时高正在北京护国寺中医院吊盐水。按高敬德对一家法国媒体驻京工作人员的说法,他在来京之前就已在上海住过院。 没有人知道高敬德为什么要拖着病体去北京。和以往很多时候一样,高敬德对于此行目含糊其词。 见高敬德身体虚弱,走路“一瘸一拐”,李越曾问他的病能否治好。高说,自己搞医的,知道自己的病治不好。和对其他媒体的说法一样,他强调自己的病是在一次打假时挨打后的结果。 后来有医界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根据高敬德后被诊断为脑梗的情况,其走路颠簸,很可能是因中风所致,与是否被打没有关系。 高李二人约定次日一起到某药店“打假”。但事前李接到高的电话,称其发烧,“打假”遂推迟到11日。 据李越回忆,当天“买假”之后,高敬德颇显劳累。后据其所居住的旅馆老板说,当天晚上高敬德开始大喊大叫,指称老板偷其1500元钱,老板无奈只得报警,警察遂将高带至当地的厂桥派出所。 接到高敬德电话后,李越赶至派出所,这时上海驻京办人员也已在场。李在门外等待多时后,方见高敬德出来。 他对当时眼前一幕印象深刻:上海驻京办的两人拿着高敬德的两大袋材料走在前,衣衫褴褛的高敬德在后面一步步挪动。 13日早晨,李越接到高敬德的电话,说回上海。李让其回去好好养病,回去后打个电话。 李后来再未接到高敬德的电话。数日之后,李从网上看到他的死讯。 后经证实,高敬德13日中午乘火车离京,次日上午抵沪。之后家也没回,相关部门就将其送至当地的“大场医院”救治。该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说,当时是接到政府通知收治高敬德,但并不知道高患艾滋病。高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昏迷,并立即上了呼吸机。 在确认高敬德死于艾滋病后,一些以前曾经采访过高的记者感到恐慌,有的专门赴医院做了检查,以确认是否被高传染。 碧波池的“同志”们 医生建议在高敬德生前多次光顾的同性恋场所公布警示信息,但主管部门认为此举在法律上“越位”。 得知高敬德死于艾滋病后,南京人王瑞(化名)并未感到惊讶,这缘于他知道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高敬德是一个“同志”——男同性恋者的别称。 众所周知,艾滋病有三个主要传播途径: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其中在性传播途径中,同性性行为是最危险的一种。 2008年,王瑞与高敬德相识于南京“碧波池”浴室。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在此先后与高见过四五次面。几乎每次都会看到高敬德在休息大厅与不同对象“交往”。高还让他为自己介绍男朋友。 碧波池浴室位于南京升州路,是一个在圈内知名的“同志”聚集场所。多次出入此地的高敬德,不能排除正是在此感染了艾滋病毒,并将身上艾滋病毒传播给更多人。 值得注意的是,“碧波池”并非高敬德惟一光顾的浴室,据悉,高敬德生前去北京打假时,居住在护国寺中医院一带,而据王瑞称,这里也有一个著名的“同志”会所。事实上,与自己的家相比,高敬德似乎更喜欢住在浴室里。按照其本人的解释,这是因为他“打假”得罪了人,担心被报复才不敢住家里。 根据艾滋病传播规律,艾滋病人从感染病毒到最终发病,通常要有数年的潜伏期。这意味着,近年来多次以“打假斗士”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高敬德,或许很早就是一名艾滋病毒携带者。然而,正如同无法知晓他何时染病一样,他是否将自己身上的艾滋病毒又传染给他人,同样也无从查证。
- 无相关信息
今日看点
精华推荐
文学推荐
- 1可不可以给我点爱人的骨灰?
- 2跟直男跑友约了场马拉松
- 3亲爱的(我和少爷的真实故事)
- 4你好,警官!
- 5恐同表哥帮我治疗同性恋
- 6我替柜中男友照顾病重的母亲
- 7一个北漂同志之死
- 8离婚后,我成了一个同性恋的儿子
- 9前男友让我感染了艾滋
- 10男神男神你掉了一个男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