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德：唯一被公布死因的艾滋病患者

　　高敬德之死，暴露了一个由来已久的隐忧：在保护艾滋病人隐私权的名义下，法律对公开艾滋病信息的禁止性条款及实践中的封闭性运作，正对全社会的艾滋病的防控产生负面影响，更多人可能因此受害。　　“绝无仅有”的病人　　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高敬德很可能是中国艾滋病防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死后公布其死因的人。　　2011年10月26日上午，在远离市区的上海市艾滋病诊疗中心，“中国药品打假第一人”高敬德孤独离世。　　和任何一位艾滋病人的去世一样，官方起初试图低调应对此事。然而，高的公众人物身份使得这种努力失败。由于生前从事药品打假，高敬德死亡的消息传出后，媒体开始质疑其“非正常死亡”。舆论压力之下，官方最终公布了高敬德的真实病情。　　事实上，由官方通过权威媒体公布艾滋病感染者死讯，高敬德很可能是中国艾滋病防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　　低调背后拆射出中国应对艾滋病的尴尬——根据中国5年前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擅自公开艾滋病病人的信息，否则将面临处罚。　　按照业内人士的通常理解，这一禁止性条款同样适用于死去的艾滋病人。　　然而，综观高敬德之死，不难发现一个由来已久的隐忧：在保护病人隐私权名义下，法律对相关信息的禁止性条款及实践中的封闭性运作，正对全社会的艾滋病防控产生负面影响，更多人可能因此受害。　　高敬德确诊患艾滋病是在其死亡前五天。此前，身体已经出状况高敬德曾赴北京“打假”，发病之后，应其本人要求，高被上海驻京办人员送回上海。当地政府先将其送至户口所在地的一所二级医院治疗。因高对该医院不信任，又将其转至隶属海军的上海411医院。在发现高敬德高烧不退等可疑症状后，411医院呼吸科对其进行了两次HIV检测，结果均呈阳性。在告知高敬德本人并征得同意后，遂于10月21日中午转入上海市艾滋病诊疗中心，5天后即告不治。　　上海市艾滋病诊疗中心位于上海市传染病总院院内，属于该院的第11病区。该病区分为污染区、洁净区和半污染区，各区之间泾渭分明，医务人员与病人需分乘不同的电梯。11月11日，南方周末记者来到这里时，发现尽管官方已公布消息，但医务人员对高患艾滋病一事仍讳莫如深。　　有迹象表明，高敬德似乎很早就已知晓自己身患艾滋病，他甚至成功地预测到了自己的死期。据其所居住的小区保安队长孙孝龙介绍，两年前，高敬德曾对他提到，自己患了癌症，最多能活两年。然而，高敬德并未真的患癌。有人据此猜测，高当年可能为了“面子”，以这种方式暗示自己得了艾滋病。　　中国青年报驻沪记者周凯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3年前，他曾从某省药监局工作人员处听说过高敬德感染艾滋病的消息，但他当时并未相信，因为高本人对此坚决否认，称是药监局对他“污蔑”。　　“我当时想，如果政府真的知道高敬德患艾滋病，怎么会由他到处乱跑？”周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某种意义上，周凯的疑惑正是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症结所在。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除非能够证明故意传播艾滋病，政府不仅无权限制艾滋病人的自由，相反有义务对其感染艾滋病的消息保密。　　疾控系统内部公认的是，即使是配偶和父母，也无权从疾病控制部门获知艾滋病人患病的信息。　　某省疾控中心一位工作人员曾透露这样一件事：由于艾滋病人信息禁止性法律的存在，他们曾眼睁睁看着一位感染了艾滋病毒的患者结婚，不仅将艾滋病毒传给了其原本健康的配偶，还生下了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孩子。　　北京打假之旅　　高敬德死后，众多曾与其接触过的人陷入恐慌。　　与其他艾滋病人有所不同的是，在死亡前的几年里，高敬德一直高调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事实上，就在死亡前半个月，他还曾专程赴北京与新京报记者李越（化名）联合“打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