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同性恋生存压力大PK 中国同志活得特别累

法律和一个群体乃至每一个个体所经受的社会压力息息相关。试想，如果中国放开对集会、游行、示威的限制，同志便可以从黑暗走向阳光，为争取正当的权利诉求而大声疾呼；如果中国允许同性恋者结社组成民间组织，同性恋个体便可以依偎在一个个在法律人格上更为强大的组织下，感受家的温暖；如果中国有基于性倾向的反歧视法律，同性恋者便不再担心仅仅因为自己性倾向的不同而在职场上面临辞退和其他不公正待遇；如果中国刑法中包含有保护同性恋的特定定罪或量刑条款，那些觊觎法律空白而蠢蠢欲动的抢劫暴力团伙则不会有恃无恐；如果中国允许同性伴侣结婚、注册伙伴关系或合法同居，同性恋伴侣不仅仅可以享受到税收、继承、医疗等方面的福利，而且可以过上一种让爱情落地开花的“体面人”的生活。近日，一则讲述同志爱情的帖子在网上广为传播，一对相爱多年的同性伴侣用文字讲述他们的爱情故事，其中有个令人无法忘怀的细节，他们中的一方因为患病住院，当院方下达病危通知书时，相濡以沫多年的另一方眼睁睁地看着爱人经受病痛的折磨却无权签字，这样的礼遇又谈何是一种“体面人“的生活呢？

公元2009年——同志心头上的那笔结婚债

（上图是2005年法国同志电影《只是爱的问题》海报，该电影讲述的是一对法国同性恋人向家人“出柜”并最终获得接受的心路历程，反映出当代法国普通人的家庭观和恋爱观。）

看过法国同志电影《只是爱的问题》的人，或许仍然对片中的劳伦特记忆犹新，劳伦特因为不敢向父母出柜，因此和要好的女同学假扮情侣住在出租公寓里，他一方面不得不痛苦地选择欺骗，另一方面又要应对已出柜男友的责难，他的同性恋表兄马克在出柜后因为得不到父母的接受而被赶出家门，直到抱病身亡都没有等到家人的悦纳，而这也成为劳伦特心头上的一道坎。电影固然独立于现实，但也无法脱离现实，它告诉我们，无论在法国还是中国，来自父母和亲属的压力对于所有同性恋者来说，都是如影随形的，只不过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定式中，子女的婚事是大事，也是一件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在当今中国50至60后父母的眼中，幸福的定义极其单一，“有车有房，有家有业“可谓是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丰收“，当然，如果子女能够在政府机关能谋得一官半职自然是锦上添花，父母也会觉得格外”有面子“。遵从父母之命，在恰当的年龄和门当户对的异性结婚成为当今的孝道，更不用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僵硬的生育观对于中国父母是多么的重要了。为了成就父母的心愿，绝大多数同性恋者不得不选择与异性结婚，表面上经营着波澜不惊的正常的婚姻生活，背后却经受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巨大煎熬。尽管，在法国等西方国家，向父母出柜同样是每个同性恋者需要跨过的一道坎，但在没有类似中国”三从四德“式严格的婚姻家庭道德体系的前提下，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更为独立，国外同性恋者出柜尽管同样艰难，但成功的几率要高得多。

关于儒家思想是否是一种宗教的争论从未停止，尽管儒家思想并不以鬼神论为中心，但它对个体思想和行为的控制方式和宗教极其地相似。笔者不敢妄言中国同性恋解放运动是否开始，或者解放运动这一称谓是否恰当，但如果中国同性恋权益保护事业要想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性恋者的可见度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又成为中国同性恋者敢于现身的最大的绊脚石，如果中国同性恋者无法跨过向家人出柜的这道坎，我们很难相信他们可以活跃在同性恋权益运动的第一线，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而疾呼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