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同性恋生存压力大PK 中国同志活得特别累

在谷歌里输入“社会压力”，可以得到一千六百万条查询结果；输入Social pressure，可以得到四千七百六十万条查询结果，社会压力显然是一个不论肤色不分国籍的科学命题。

我们似乎很难从社会学、法律科学或心理科学层面去定义“社会压力”，物理学上的压力是一种垂直或接近垂直式的平面压力，而我们所遭受的社会压力来自各个层面多个方向。美国社会学家麦基-佛尔认为社会压力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社会秩序对个人冲动的拘束作用，一种是指团体对个人的非正式的约束或限制。此种论调固然可信，但它似乎过分彰显了外力对人的影响，而忽视了人自身的精神力量，不然该如何去解释同等社会压力下的两个人，却很可能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物理和精神表征呢？

无论在哪个国家，同性恋作为性倾向少数人群，都身处“异性恋至上主义“的桎梏之中，只不过，鉴于各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步和历史、文化差异等因素，不同国家的同性恋人群承受的社会压力也呈现出不同的色调。

中外同性恋生存和生活压力的比较性分析，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学命题，我们不妨另辟蹊径，选取历史上有标志意义的四个时间节点，并从宗教、政治、法律和家庭四个层面来探讨中国和法国同性恋人群面临的社会压力的不同，以及这种不同背后折射出来的文化差异。

公元1307年——谁在福佑我们的子民？

1307年，中国不太平。元成宗铁穆尔驾崩引发了一系列的宫殿流血冲突，或许只有同年付梓的《西厢记》才给这个血腥的年份增加了一丝浪漫主义色彩。不为众人所知的是，元朝是中国历朝历代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将同性恋予以死刑化的朝代，这可以从近年来地方政府整理的《成吉思汗法典》中一窥究竟。《成吉思汗法典》于1206年颁布，根据目前残存的部分条文看，同性性行为被明令禁止，同性恋者一旦被发现将处以极刑。虽然从史料上我们很难找到相关的判例，我们也无法枉然揣测这部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宪政法律“究竟在多大现实层面上诉诸实施，但我们清楚的是，那个时代对同性恋是不宽容的。笔者认为元朝之所以明令禁止同性性行为，除了蒙古族天生对男子气概的盲从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统治者急于发展蒙古族人口的当政者心态，或许他们认为只有相当基数的蒙古族人口才能和汉族相匹敌，而“不育”的同性性行为显然与元代当局对生育文化的崇拜背道而驰。元代之前的宋朝和之后的明朝男风甚为鼎盛，元朝发生的这一小插曲在蔓延而无休止的战火中渐行渐远，不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

同是1307年的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当政，为了加强王权和解决财政困难，他于1307年10月13日星期五下令逮捕昌盛2个多世纪的圣殿骑士团，这一事件也成为“黑色星期五”这一说法的来源。鲜为人知的是，腓力四世作出这一政令的荒唐借口之一，就是据说他曾接到报告，声称圣殿骑士兵团内部同性性行为的泛滥，传言资格老的圣殿骑士会强迫新加入的骑士从事性服务。1307年也因此成为法国，乃至整个西欧当政阶层对待同性恋的转折点，同性性行为刑事化的法律正式引入法国刑法，同性恋者一旦被发现，将被处以残酷的火刑，而《圣经》成为这一法制转折点的理论根源。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中世纪的西欧笼罩在一片红衣主教的宗教恐怖之中，考古证据却证明了在15世纪法国民间出现了一种类似清代中国南方“金兰契”的同性结合，在法语中称为“affrèrement”，它指的是一对男同性恋者在见证人面前立下共享“一片面包、一杯酒、一份财产”的誓言，甘愿一起生活的两名男子共享对方的财产，并成为对方的合法继承人。这种形式的结合或许就是历史上最早的“民事结合”，尽管它和现代意义上的“民事结合”存在显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