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同性恋生存压力大PK 中国同志活得特别累

1791年的法国，在历经法国大革命的动荡不安后，循着启蒙思想家的智慧明灯蹒跚地走向新生。尽管法国启蒙思想家们仍然对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不屑一顾，但鉴于他们认为国家公权力不应当干涉私人事务，因此1791年颁布的法国刑法典将实行了将近五百年的鸡奸法予以废除。拿破仑上台后，尽管重新修订的1810年刑法典援引了更严格的“道德”标准，但庆幸的是它延续了1791年刑法典对于同性恋的宽容态度，法国也成为西方首个将同性恋去刑事化的国家。

相比之下，清朝仍然延续着历朝历代汉文化对于同性恋的一种隐晦的宽容，而法国虽然对同性恋的迫害持续了五百年的时间，但最终官方态度的转变是基于自下而上的全民运动。作为西方民主发展的标志性起点，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以“天赋人权”为特征的民主思想日趋茁壮，并延续至今。中国，东方的农业型文明的代表，和法国，深受罗马法影响的西方商业型文明，对于整个同性恋群体和个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当今中国，尽管民众的人权意识开始觉醒，但绝大多数社会变革仍然维系在少数当权者的自省自觉上，而在法国为代表的西欧等发达国家，一个群体的成长发育和为争取正当权益进行的斗争，在触发和引导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换句话说，在中国，同性恋权益事业要想取得长足进展，同性恋权益人士首先要并且主要的游说对象是政府，只要政府在此事上有所觉醒，同性恋权益事业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规模化进展；而在法国，同性恋人权团体虽然也担负着游说政府的职责，但更多还是要应对来自民众的质疑，统一的大众意识不形成，政府即使有心也举步维艰。譬如，在当今美国，当政府在同性婚姻和民事结合的反对派和支持派间举棋不定时，全民公决往往成为最终诉诸的政治手段。简言之，中国同志所经受的政治压力主要来自当局，而法国乃至美欧发达国家同志人群所经受的政治压力更多来自公众认知。

公元1997——无产阶级和体面人的生活

1997年是一个被无数中国同性恋者所熟知并铭记的年份。在这一年的刑法修正案中，原来常常被用于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被废除，同性性行为刑事化在中国走向终结，无数同性恋者似乎在一夜之间找到了49年解放的感觉。但不得不说的是，十二年过去了，中国在性倾向法律方面不仅毫无作为，而且伴随着一些新情况的出现呈后退之嫌。李银河、周洪宇的人大提案（建议）不是中途夭折就是石沉大海，现如今，出现在各大主流媒体有关同性恋的新闻，被无数卖淫和抢劫的花边小道所占据，着实令人嗟叹！中国三千万同性恋者被赤裸裸地暴露在法律的真空中，沦为彻底的“无产阶级“。

1997年的法国，关于民事结合法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政治之争日趋白炽化。自1989年北欧丹麦率先创立了“民事结合”的法律制度后，丹麦周边，以及荷兰、德国和法国西欧国家的同性恋人权团体如获至宝，跃跃欲试。在法国，首个民事结合的法律提案于1990年提出，截止到1995年，多达300多个大中型城市都已经开始向同性恋伴侣颁发“共同生活证明”，该证明虽无法律效力，但却可以为同性恋伴侣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便利。1997年6月，刚刚在大选中获胜的左翼联合政府正式将民事结合放入立法议程之中，三份不同的立法建议稿随即提交至国会讨论，最终，1999年10月13日，法国国会以315比249票通过了民事结合的法律（PaCS），该法律后于2005年重新修订，赋予了注册伙伴关系的同性伴侣在税收、保险、继承、死亡补助金，就业等方面享受与异性恋结婚夫妇同等的权利和福利。虽然法国目前尚不允许同性伴侣结婚，但种种迹象显示，法国在2012年后有望成为继荷兰、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家之后允许同性伴侣结婚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