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同性恋生存压力大PK 中国同志活得特别累

对比1307年的中法两国，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尽管中法同性恋人群面临同等悲惨的生存处境，但中法两国当权者的出发点却是截然不同的。元朝统治者对同性恋的迫害是出于农业社会固有的生育崇拜，而法国统治者的出发点则是借被软禁教皇之名的宗教行为。700多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但这一特征显然延续至今。虽然关于儒家思想是否是一种宗教尚有争论，但宗教，在当代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中，是一种无伤大雅的点缀，人们见佛拜佛，更多是出于一种尊敬，而非一种膜拜。正如余世存先生所言：中国人缺少宗教，或更准确地说，缺少形式宗教，缺少外在的超越信仰。尽管中国民政部门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信教人数超过一亿，但得益于佛教和道教中并没有明显针对同性恋的内容，因此中国同性恋人群承受的宗教压力是微乎其微的。

相比之下，法国乃至西欧的情形就大不相同，尽管历经政教分离的洗礼，《圣经》仍然是多数西方人的唯一精神诉求，而同性恋是被《圣经》明文痛斥的，尤其是在天主教徒占人口绝对优势的东欧，宗教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更加根深蒂固。美国常常被誉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即使到现在，打着宗教幌子旗帜鲜明地反对同性恋和同性恋人群的宗教组织还大有人在，臭名昭著的GOD HATES FAGS就是其中最为偏激的代表。

（上图为一款中世纪圣殿骑士团团长的私人印章，也是存世圣殿骑士印章中最富有争议的一枚。印章的用途不言自明，中世纪欧洲人书信来往习惯用石蜡封印，有信守承诺的象征。印章图样里是乘坐同一匹战马的两位骑士，有学者认为此印章是圣殿骑士团同性恋情真实存在的明证，但也有学者认为，早期圣殿骑士团成员财力贫乏，且他们信奉“守贞、守贫、服从”三大信条，很多骑士都无力买得起战马，故而同乘一匹战马。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上图是一张14世纪的法国微型人像画，描述的是法国国王菲利普以圣殿骑士涉嫌鸡奸、从事异教活动等借口将圣殿骑士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图片来源：理查德-巴伯于1980年所著《骑士制度的时代》）

公元1791——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1791年的中国，乾隆当政，这位皇帝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似乎是他不尽的风流韵事，其中关于他和奸臣和珅的关系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传闻和珅之所以平步青云，受到乾隆爷的特殊礼遇，是因为他和因乾隆而被处死的一位妃子相貌相似，乾隆爱屋及乌，自然与和珅情投意合，并委以重任。不过，话说回来，乾隆并非清朝皇帝中唯一一位身陷同性恋传闻的天子，咸丰、同治、宣统等若干天子们也都有或多或少一些断臂趣事传扬于世。

不仅如此，清朝崇尚男风还成为上至宫廷、下至百姓的风雅事，以歌颂同性恋情为主题的杂文、诗歌，小说等为数众多，蔚为壮观。抛开清朝末期官方态度对同性恋人群的日渐收紧不谈，清朝官方在对待同性恋上，基本仍然沿袭着汉晋宋明等历朝历代所奉行的不成文的暧昧方式，而这种对同性恋“不打压、不鼓励“的模糊化处理方式，于笔者看来有两个原因。其一，长期以来，“性，乃万恶之首”的“性丑恶”观横行于世，性事只流窜于市井流言，而不登大雅之堂，男女之事尚且如此，同性性行为的隐秘性更甚；其二，纵观中国古代法制史，刑法最为发达，而婚姻家庭的民事法领域则更多是由三从四德的道德标准，并藉由调解化的普遍方式予以调控，这也导致了在历朝历代立法修法时，难免对私人婚姻、感情事宜较少关注。中国文明是一种农业型文明，在这种文明形态的影响下，社会的进步更多地维系在帝王和官宦群体的个人智慧上，社会变革更多遵循着自上而下的方式，而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