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防艾NGO十年坎坷路

　　他看到社区同伴教育的魅力变成了医生教育，过去的志愿者也开始穿白大褂，变成了半个公共卫生专家和医生，感染者张口就叫“大夫”，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和自己一样的感染者。　　“CD C注重的是发多少安全套、做多少次外展、发现多少感染者、动员了多少人去做检测等指标，草根组织为了竞争资源努力贴近这些指标，逐渐就和社区产生了距离。”　　幸运的是，因为四川省卫生部门给草根组织相对宽松的环境，成都同乐得以朝社区型组织的方向茁壮成长，他们至今已建立起一支400多人的志愿者队伍，可以在感染者人群的服务工作中更加地贴近社区的需求。　　感染者联盟的成立　　2004年之前，艾滋病感染者孟林还管理着几个企业，同时小心隐藏着自己的身份，躲在窗户后面打量艾滋病领域最早的几位活动家———爱知行的万延海、红树林的李想、爱之关怀的托马斯等，“没有勇气站出来加入感染者的人群”。　　后来他才知道，2004年国家在艾滋病问题上的转向，让中英项目找到他的主治大夫———佑安医院的徐莲芝，鼓励他及其他一些感染者出来为病友们工作。　　此时孟林吃的抗病毒药物已经产生了耐药性，国内又买不到二线药，国家也刚刚启动“两免一关怀”为艾滋病人提供免费药物。　　“出来做些知识性的工作，也寻找些解决耐药问题的机会。”徐莲芝的这个建议很有说服力。随后的几年，中英项目、加拿大公民社会项目等都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孟林等人去开展工作。　　2005年加拿大公民社会项目“我们的声音”摄影展，继湖南、四川之后来到北京，孟林被动员作为感染者代表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准备了帽子、墨镜的他，发言的片段最终被一家电视台未经处理就播出了。为此他离开了公司，被迫成为防艾领域的一名全职工作者。　　实际上从2004年他一走出来开始做工作，就觉得自己“被卷入了一个怪圈”，处处碰壁。2004年国家CD C要在网站上开一个论坛，艾协、健教所、世卫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等多部门合作，也需要感染者的参与。孟林被请来管理论坛，他取名“爱之方舟”，就是要体现“感染者在其中的主体性”。　　尽管如此，这名艾滋病感染者在国家C D C的食堂准备吃饭时，却被告知“不能在这里用餐”。孟林随后在论坛上发表《反歧视，谁在口是心非？》的帖子，结果一发表就被删除。　　随后他在艾协的帮助下，把办公室挪到了佑安医院感染科的病房，并接手了加拿大公民社会项目中的《我们的声音》杂志，《反歧视，谁在口是心非？》成为开篇文章。　　和基金会的合作并不顺畅。2005年乐施会找到孟林送他出去培训，这年7月“爱之方舟”主办了中国感染者治疗药物倡导会议，针对一线和二线药物，成立了治疗药物倡导网络，会上要分区域选出10位倡导人员。“可能因为我过于冒进，提供资助的乐施会最终没有采纳我们选出的人选，而是自己重新选定了4个人选。”孟林说。　　孟林觉得自己当时陷入了一个无力挣脱的困境里，他不想做一个“御用的感染者”，所以当商议建立一个中国的感染者联盟时，他觉得是找到了转型的机会。　　2006年11月4日-7日，四川、广东等七大行政区域的17个组织24个代表在北京召开首次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网络化工作会议，李想、托马斯和孟林等为发起人，会议产生了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的秘书处，孟林为秘书处协调人。　　联盟成立后，主要由美国福特基金会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供资金支持。不过“大家大多因为感染者身份走到一起，还缺少共同理念和沟通机制”。　　2008年孟林等到清华大学N G O研究所听课，开始跳出艾滋病领域，对公民社会和N G O有了深刻反思，“明白一个沟通机制的重要性，过去个人色彩太浓，做N G O不像企业，自己拿出一个计划就可以让员工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