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防艾NGO十年坎坷路

　　联盟成立后，2007年就开始做药物倡导，就抗病毒二线药物向卫生部、药监局递交联名信；针对社区组织公卫化的倾向，2008年在哈尔滨组织了无主题项目招投标现场会；2008年，还在福特基金会支持下，和潘绥铭团队一起开始中国感染者和草根组织生存状况的调查。　　就调查中发现的感染者“手术难”的问题，今年5月联盟向卫生部提出了政策建议报告，并召开新闻发布会，60多家媒体到场。　　报告发布前，联盟曾邀请国家CD C性艾中心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曾刚和红丝带论坛工作人员来一起讨论，就“取消定点医院、加大拒诊监督检查力度、完善感染者投诉”3条建议做论证，“最终卫生部门接受了后面两条，政策正在起草阶段”，孟林说。　　联盟下一步的计划是，“就隐私权、就业权和艾滋病防治条例的评估等继续发出声音”。　　全球基金下的草根参与　　全球基金的到来，让孟林逐渐成为协调国际组织、中国卫生部门和草根组织各方时颇为重要的一颗棋子。　　“国际组织、中国政府和草根组织之间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制衡关系，这种压力通过中国的草根组织传递给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再传递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再传递回草根组织。”孟林说。这种压力源于全球基金一向强调的“公共卫生民主参与、边缘人群自决”的机制，而“在全球基金的项目国中，中国又是唯一一个从C C M（国家协调委员会）到PR（中央执行机构）到SR（次级执行机构）上上下下都由卫生行政部门主导的国家”，前任中国全球基金PR执行主任强正富曾表示。　　“不过国际组织这种清晰的价值取向，到2004年中国国家政策转向之后就渐渐模糊，急于和中国政府合作，外来资源的大量涌入也带来了中国民间的机会主义倾向。导致艾滋病的防治，这几年以来在中国几乎就变成了一个利益问题。”李楯说。　　“中国全球基金的管理机制事实上抑制了艾滋病领域草根组织的成长。”孟林解释说，“它依赖CDC系统去执行项目和分配资源，CD C主导的社区工作又限于公共卫生，一些地方还以资产安全为由自己成立N G O绑架草根，把原有社区小组中挖过来的人放到CD C、医院下面的小组，或出现一些只有名字的假组织，造成了原有小组的分化。”　　趋利行为引起草根组织内部价值观的混乱，一些草根组织要求“全球基金滚蛋”，一些越来越难保持独立最后投奔CD C，“社区问题被忽略，生态平衡被打乱了”。同性恋亲友会执行主任阿强对此也有切身体会，“全球基金项目就是疾控导向，又没有行政经费，草根组织请不起人，也没有办公场所，除了当成廉价劳动力，何以体现民间组织的成长？”　　不过在全球基金中国项目上层的管理架构上，博弈倒因为几次全球基金总部停款的压力得以展开。　　去年11月以来艾滋病领域的冻款危机，也让全球基金总部官员先后到中国，召集CCM中社区N G O和感染者代表“两工委”成员，召开了几次没有官方参加的闭门会议。会议最终形成了“25%经费下沉社区；先建立非政府组织的‘大SR’，再升级为政府和非政府的‘双PR’，试行双轨制管理”的决定性意见，并通过了去年11月CCM大会的决议。　　在草根组织的倡议下，去年11月中央PR还恢复了国家级社会组织咨询小组的设置，王晓冬被选举为小组组长，9个成员除艾协外全部来自社区。今年3月，国家CD C又要求各省级CD C也要建立社会组织咨询小组，到5月已有26个省市区完成建制。　　在遴选非政府组织“大SR”的招投标程序上，孟林和国家社会组织咨询小组就发挥了作用。“原来对参加招投标组织的要求是必须要民政部门注册的、有免税资格的组织，在我们的争取下放宽为工商注册的民间组织也可以申请。”孟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