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防艾NGO十年坎坷路

　　不过，那时非政府组织做艾滋病干预还涉嫌违法。“我们做美沙酮替代、针具交换、发放安全套，公安部门特别反对。”杨茂彬说。　　美沙酮是一种麻醉药品，医院才能开方，云南戴托普提供美沙酮甚至会被公安视同“贩毒”。吸毒者到中心换取清洁针具，经常被候在门外的警察抓个正着。在出租车上发放预防艾滋病的小册子和安全套，也有“鼓励嫖客性行为”之嫌。　　国际组织催生的成都同乐　　2000年时，王晓冬和男友在成都开同志酒吧。之前有10年的时间，他和很多同性恋者一样都陷入深深的痛苦，既不敢告诉别人自己的身份，也不知道其他的同性恋者都在哪里。　　1997年从重庆迁到成都后，他摆脱了一些家庭的压力，开始接触到一些同性恋者。经营酒吧后，他开始希望也能帮助一些同性恋者更正确地认识自己。　　2002年四川省社科院的学者到酒吧找到王晓冬，希望能针对他这里的男同做一个艾滋病防治需求的调查。这个调查是艾滋病中英项目支持的。　　王晓冬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这个群体很少得到主流社会关心，这个调查会成为一个开始。”他积极发动同志朋友们来参与，大家很快建立起一个小组，取名“成都同志关爱小组”。　　当时大家并没有想到要做艾滋病防治这一块，因为并不清楚艾滋病在这个群体中的状况。“而想起压抑的生存环境，大家觉得更需要的是建立起身份认同，为更自由和平等的生活去抗争。”　　关爱小组建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开通了同志热线。到2003年，就获得了四川省卫生厅下面的中英项目办的第一个艾滋病同伴教育项目。　　四川省卫生部门很早就建立了分工合作的机制，疾控中心只提供技术支持和监督评估，不会直接去做艾滋病干预，比如检测就做实验室，让社区小组去做现场动员。　　执行中英项目的最初两年，王晓冬一直在四川省卫生厅和中英项目办的推动下，学习项目的管理。将项目的管理工作也交给草根组织去做，一定程度上也是中英项目的一个要求。　　比如关爱小组做社区同伴教育就有自己的一套。过去CD 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大学大多是像做性工作者那样做小组访谈，王晓冬等提出来同志不像“小姐”，他们分布更广泛，更生活化，很难集中在一个场所来培训。最好的方式就是利用他们自己的社交网络来做，比如朋友圈的聚会和互联网。这个提议最终就变成了一个综合化的同伴教育项目方案。　　中英项目办还请来国内首位在男同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专家张北川和自己的财务管理人员等给关爱小组做培训，到2004年，王晓冬离开同志酒吧，找志愿者等筹了10万元钱到工商局注册了成都同乐健康咨询中心，并全职工作。去民政局注册没能成功，四川同乐也成为四川艾滋病防治领域第一个独立的草根组织。　　到2006年四川、云南的中英项目结束，同乐也压力陡增，他们面临的困惑是“资助方没了，小组还需不需要存在下去”？争论后的答案是肯定的。　　于是他们开始主动和新来到中国的全球基金、中默项目、卫生部的国家防艾社会动员项目等联络，拓展筹资渠道。结果2007年，他们拿到了100万元项目资金，项目领域也从同伴教育拓展到感染者关怀、咨询检测和草根组织能力建设等。　　四川省通过招标给草根组织的国际项目，到2006年还只有成都同乐一家，但是全球基金第五轮、六轮开始动员社区草根组织来执行项目，“所以到2007年的全球基金第五轮项目，艾滋病领域的草根组织就像雨后春笋一样突然冒了出来，大多都集中在男男同性恋群体里，开始申请项目”，王晓冬说。　　这些草根组织中不乏CD C人员等自己在下面成立的一些“假”组织，良莠不齐。全球基金在中国的项目交给国家和地方C D C去执行，资金全部在C D C主导下完成分配，全球基金只规定一定比例向社区草根组织招标。“因为CD C的资源优势，2007年之后，这些草根组织大多走上了越来越公共卫生化和工具化的道路。”孟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