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防艾NGO十年坎坷路

　　10年来，吸毒感染人群、卖输血感染人群、同性恋及其感染者群体中陆续出现了做艾滋病干预的N G O和维权代表，这些艾滋病活动家和民间组织的成长史，是一条遍布荆棘的坎坷路，他们的出发不仅源于对一种病毒和孤独的恐惧，更多地源于对一个平等、自由社会中的种种权利的渴望。　　脱掉“白大褂”的云南戴托普　　11月4日凌晨，41岁的云南戴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副主任王晓光因癌症晚期在昆明病逝。这位1998年就投入到帮助吸毒人群防治艾滋病的先行者和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全球基金中国艾滋病项目非政府组织工作委员会的代表，中国药物滥用者服务组织工作网络的负责人。　　“艾滋病感染者、同性恋群体、性工作者、药物滥用者，为其防艾工作服务的草根组织都有自己的网络。王晓光去世后，谁来负责药物滥用者的网络很成问题。”孟林说。草根组织成长的初期，这种能平衡各种关系的联盟代表型人才尤其可贵。　　1989年，中国首次在云南瑞丽的吸毒人群中检测发现了成批的H IV感染者。此后一直到1994年，中国才从坚称“无毒国家”、“无艾滋病国家”过渡到承认“云南边界等少数地区有使用毒品的情况”。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戒毒机构———昆明市药物依赖性治疗康复中心也于1989年成立，隶属于云南省精神病院，杨茂彬当时是中心的一名医生。　　中心在最初5年里收治了3000名吸毒者，但复吸率100%无一例戒毒成功。1994年，悲观透顶的杨茂彬被单位送去纽约的美国戴托普（D aytop）治疗社区机构学习，经费由美方资助。他一到那里就明白原来的干预模式“整个儿都错了”。　　最失败的地方就在于“我们以医院和医生的名义来做这个事，戒毒者进来后都认为自己不用承担责任，交给医生就好了”。美国戴托普的治疗社区告诉杨茂彬，“戒毒先是个社会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　　最让他受触动的，还是那里的工作人员大多都是戒毒成功者，而且所有工作人员每天都和戒毒者吃住在一起。那是个社区或者说大家庭，而不是个医院，戒毒者在清洁、厨房、修理等功能性的小组里轮换，每天早中晚都有讨论会、对质小组等让大家激烈地交流，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权利和责任。他明白了必须“先从心理上触动他们生活价值观的改变，然后才能真正建立戒毒的信心和决心”。　　回来后他在中心里推广戴托普的做法，戒毒者很喜欢这个模式，医生们接受起来却很困难———把戒毒者当成家庭成员一样，还要同吃同住，做小组活动，没几个人愿意这样干，医院最后也把中心的工作停掉了。　　1998年，杨茂彬从医院出来，自己招兵买马，几个工作人员一起凑了十几万元钱，租了房就干了起来。“刻意撇清了和政府的任何关系”，起了个名字就叫“云南戴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录用的工作人员中很多就是戒毒成功人员，云南戴托普终于脱掉了“白大褂”。　　到1999年，因为治疗效果好，这个机构开始接受国际组织和省内卫生行政部门的参观，“说我们没办执照非法行医，我们就到卫生部门办了一个民办医疗机构的证，2009年去省民政厅注册了民非组织”，杨茂彬说。　　2000年因为中英项目的展开，云南戴托普开始做艾滋病干预项目，在云南甚至全国都开了N GO参与艾滋病防治的先河。然而在戒毒者中检测出艾滋病感染者之后，“病人一下子全跑光了，收入急速下降，机构差一点就要崩溃”。　　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发明人———美国专家何大一支持云南戴托普的艾滋病队列研究，为其工作人员支付工资，机构后来也慢慢在中美项目、全球基金、美国开放社会研究所、香港等组织那里找到项目和资金，得以渡过难关，从2003到2005年开始大范围地做艾滋病干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