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所有人的猴痘自救指南

早晨醒来，你突然觉得嗓子有些堵，红肿的扁桃体代表着免疫系统正在发出信号，一量体温，发现自己已经处于低烧的状态。你摇摇欲坠地从家里爬出来，身上的红疹已经形成了水泡，压了压，还好不算太疼。面对医生问诊时提出的一些问题，你无法准确地记起发生了什么，这脑子是真的疼。

医生一面用专业的语气安慰你——不是什么大事，一面开了简单的口服药，叮嘱你需要回家静养几天。回到家，你不安的心总算放了下来，把衣服和被褥都塞进洗衣机，机器开动，你望向天花板，想着最近几天都没法出门，只有新的床单上还散发着洗衣液的幽香。

连续吃了几顿外卖后，你决定为自己做道拿手菜，一个人生活的你对味觉的把控胜过任何事物，你吃的比平时多。朋友来问你，为什么缺席了周末的尊巴课，你推脱是肌肉拉伤了，望着镜子里的身体，红疹变成结痂脱落，新的皮肤长了出来。

你泡了一杯咖啡，给几个联系密切的朋友发去信息，细说这些时日发生的变化。他们在惊讶的语气中，不断的关切你的健康，随后又被一阵笑声掩过去。这一切，不过是你人生当中的一段插曲，同样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插曲。

自20世纪50年代发现以来，猴痘就已经存续在人类社会中了。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每年都有猴痘病例报告，在非洲以外的地区，同样有过猴痘病例的报告，面对这个“老熟人”，现代医学也总结了猴痘感染的四个特征。

一、病毒经黏膜和破损的皮肤侵入人体，健康人通过接触患者的皮肤破损或体液而引发感染;

二、猴痘并没有特效药，猴痘的治疗主要是对症支持和并发症的治疗，一些抗病毒药物对猴痘有疗效，患者会在数周内自行痊愈;

三、猴痘病毒非常脆弱，加热至56℃30分钟或60℃10分钟可灭活，亦可使用家用消毒剂灭活。

四、接种天花(牛痘)和猴痘疫苗可对疾病产生一定的免疫，保持良好个人卫生同样是预防猴痘感染的方法。

人类是一种奇妙的生物。但是，人类也是一种脆弱的生物，相对于其它生物，人类出现在地球的时间太短，他们面临着无数的危险和挑战，尤其在未知的疾病面前，在缺乏防治手段的时刻，往往伴随着恐惧与偏见。

之所以猴痘疫又一次出现在公众的关注之下，时间还要追溯到2022年8月，当时重庆报告了近期第一例猴痘感染，此前内地尚没有猴痘流行报告。到了2023年6月间，当月内地新增106例猴痘感染，大部分新发感染在广东。从感染人群上分析，以MSM(男男性接触)群体为主，患者主要为发热、疱疹、淋巴结肿大等症状，无重症、死亡病例。

由此，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出呼吁，敦促媒体、有关部门和社区采取基于权利、基于科学的方法来应对疾病。猴痘不是“同志病”，更不是某一个群体专有的疾病。

舆论场上一群吃瓜大V们坐不住了。

有的表示：“美国痘，不接受反驳。”

有的则说：“男同该死。”

更是有网红教授阴阳怪气：“联合国没有别的账号来说这事儿么?”

且不论病毒是如何装上“制导”直奔特定人群去的，单是广东人面对疾病，也不是第一次躺枪了。早在1494年，一群法国水手登陆了还是城邦国家的那不勒斯，在当时，两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作为胜利者登岸的法军自然要展现出胜利者的姿态，在和当地妇女深入交流一番之后，水手们身体上出现了红疹，之后发展成溃烂，严重者精神错乱而死。

幸存的士兵回到法国，把当地流行的疾病描述为“那不勒斯病”，作为法国邻国的西班牙和德国也开始陆续有人出现相似的症状，于是当地人认为患者是得了“法国病”，随着人员的流动，疾病的名称也开始变化，波兰人叫它“法国病”，俄罗斯人叫它“波兰病”，中东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则叫它“基督徒病”。

伴随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与海洋贸易的兴盛，水手们陆续把症状带到世界上的其它地区，印度人叫它“葡萄牙病”。日本人叫它“中国病”，而在中国，由于当时的对外贸易几乎全部集中于广东，于是称它为“广疮”，又因为其红疮形似梅花，故称为“梅花毒”。过去的患者包括莫扎特、舒伯特、舒曼、贝多芬、阿炳，莫泊桑、佛楼拜、波特娃耳、马奈、梵高，以及希特勒、林肯……清单还可以不断地增长。

九十年代的路边电线杆上，贴满了“老军医”治疗梅毒的广告，二战时期，随着青霉素在军队中使用，伤病员的死亡率迅速降低。作为广谱抗菌药，青霉素对梅毒有出色的治疗效果。限于当时人们对于性知识的匮乏，加上正规医院里医护人员的白眼，以及人们对“性病”的异样眼光，梅毒患者求治无方，这才催生出江湖骗子的市场，殊不知所谓“老军医”秘方不过是青霉素而已。

今天我们知道，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感染引起的疾病，它寄居在人体的黏膜当中，可以随着患者与健康人的皮肤接触而传播。作为性传播疾病的一种，梅毒却非常容易被忽略，一是它并非什么绝症，通过注射青霉素就能取得很好的疗效，二是感染梅毒的人太多了，据统计，全球每年约有1200万梅毒新发案例，仅2021年，中国梅毒发病数为48万。

同样的事情也在艾滋病上出现过，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1988年,纽约中央公园,人们观看近 1,500块印有死于艾滋病的纽约地区居民名字的被子。美联社

1981年，当艾滋病病毒在美国六个MSM个体上被发现时，一些人认为艾滋病是一种无药可治的绝症，或是一种与性乱、同性恋等标签相关的疾病。大众群体对艾滋病患者缺乏同情和理解，乃至歧视和排斥他们，媒体把艾滋病称为“同性恋癌”，教会宣称这是对他们的“神罚”，商店公开拒绝接待他们……

这种偏见不仅伤害了艾滋病患者的尊严和权利，也阻碍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从80年代后期开始，经异性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人数超过了男男同性性传播。至今，异性性传播的艾滋感染者仍是多数，而其中多数感染者，都是在医疗机构中被检查出来的，这极大耽误了艾滋病防治的时机。

当时苏联媒体中，大肆渲染这种所谓的“西方病”，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证明”艾滋病是在美国军方制出的一种生物武器。然而，这一切宣传并没有阻止从1987年开始，艾滋病在苏联境内的流行。截至2021年，继承苏联衣钵的俄罗斯境内有约1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占总人口的1%，因为歧视和偏见，很多潜在的感染者不敢寻求医疗支持，直接导致今天俄罗斯艾滋病新发感染人数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

作为对比，人口数量相似的日本在1985年报告了第一例艾滋病感染，此后陆续在MSM群体上发现零星的艾滋病感染病例。一开始，日本社会对艾滋病的认识也是强调艾滋病是一种可怕的绝症，与性少数群体、吸毒者、外国人等相关联。恐吓式的宣传在美国被证明无效后，日本迅速调整了防治政策，推广预防教育和宣传活动以提高公众的认识和理解，消除对艾滋病的歧视和偏见。到2020年底，三十多年间日本累计报告了不到4万例感染，成为有效防治的典范。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22年以来持续爆发的猴痘疫情中：96.2%病例为男性，中位年龄34岁;18-44岁男生为最高发人群，占病例总数的79.0%;在已知性取向的病例中，84.1%的病例为男男性行为者，其中7.8%为双性恋男性。性接触过程中引发的传播为最常见的传播途径，占案例的82.0%、

由于对疾病的缺乏了解，人们会将对传染病的恐惧转移到感染者身上，将他们视为潜在的威胁和敌人，避免与他们接触。当一种传染病与某种行为或生活方式有关时，人们往往会将其视为道德问题，认为感染者是自作自受。

在当下，社会将猴痘归咎于同性恋者的言论，正在重蹈过去的覆辙。梅毒、艾滋病乃至今天的猴痘，都是性传播疾病的一种，而性既不神圣也不肮脏。世界卫生组织多次呼吁，现有证据表明，与猴痘患者有过密切身体接触的人风险最大，而且这种风险不仅限于男男性行为群体。

在非洲，这个猴痘最先出现的地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正在努力帮助当地开展社区对猴痘的宣传活动，强调症状识别、预防以及接受检测的必要性，并努力消除对于猴痘的污名化。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副执行主任马修·卡瓦纳(Matthew Kavanagh)表示：“在猴痘疫情爆发期间，污名化和指责会破坏信任和有效应对的能力。经验表明，污名化言论会引发恐惧循环，迫使人们远离医疗服务，阻碍病例识别工作，并鼓励无效的惩罚性措施，从而迅速破坏基于证据的应对措施。”

从黑死病到西班牙流感，从艾滋病到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从麻风病到埃博拉病毒，人类曾经遭受过无数次流行病的侵袭和摧残。在疾病面前，唯一需要面对的只是疾病，而不是以疾病为矛头转向对人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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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澎湃新闻：“老军医”是怎样炼成的?

UNAIDS：Country Director in Nigeria shares how lessons from the AIDS response apply to the Monkeypox response

文|第四分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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