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的文献及传说中,女扮男装的传奇故事脍炙人口:花木兰代父从军,谢小娥佣保复仇,黄崇嘏赋诗辞婚,以及韩氏女、李杰妹驰骋疆场,孟丽君、冯素贞
第五种情形则是作为军事行动的掩护,男扮女装用于麻痹敌军,属于一种谋略。例如《旧唐书·李密传》记载,当李密反叛唐高祖时,王伯当效忠于李密,“乃简骁勇数十人,著妇人衣,戴黑蓠(一种四圈有幔的帽子,也称“帷帽”,可以挡风遮面,北朝及唐代妇女出门时常戴之),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自率之入桃林县舍。须臾,变服突出,因据县城”。再如《旧唐书·丘和传》记载,在隋末的战乱中,汉王杨谅举兵谋叛,当时丘和奉命守蒲州(今山西永济)。杨谅知道丘和善弓马,得人心,要夺蒲州只能智取,于是让手下的兵士都穿上妇女服装,头戴幂罱,出其不意地掩杀到城中,攻占了蒲州。由于女性历来与打仗厮杀关系疏远,不易引起敌方的注意,往往能发挥出奇制胜的偷袭效果,所以被王伯当、杨谅等人一再加以利用。
此外,在古代还有一些男扮女装的实例,或是为躲避灾祸,或是因遭受羞辱,总之多属于被动的行为,不得已而为之。如《旧唐书·高宗中宗诸子传》记载,高宗的长子李忠,最初被立为皇太子,后因武则天得宠,李忠被废为梁王,改立武后之子李弘为太子,“忠年渐长大,常恐不自安,或私衣妇人之服,以备刺客”。尽管他谨小慎微,忧虑重重,后来还是难逃遭流放、被赐死的厄运。
自古男女各有常服,不容相互淆乱。假若一位堂堂的须眉男儿衣妇人之服,作女儿之态,是要招致众人的鄙弃,甚或被视为“人妖”,看做不祥之兆的。如《宋书·五行志一》在提到何晏好服妇人之服时,就引傅玄的话说:“此服妖也。”并将女着男装和男衣妇服同加贬斥:“末嬉(夏桀之后,好衣男装)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妇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古人往往借用女人服饰对懦弱的男性加以嘲讽羞辱。如据《晋书·宣帝纪》载,当司马懿与诸葛亮在五丈原两军对垒时,诸葛亮欲求速战速决,但司马懿却奉命以逸待劳,静观其变。诸葛亮多次挑战,司马懿就是不出战,于是诸葛亮命人给司马懿送去妇人衣饰,意在羞辱他胆小懦弱。要不是魏帝有令不准出战,诸葛亮的激将法就能得逞。在《北齐书·元韶传》中,还记载了齐文宣帝高洋残害元魏宗室的暴行。元韶是魏室宗裔,为人性温顺而自谦退,高洋就让人给他剃去胡须,敷以粉黛,穿上女子的衣服跟在自己身后,并对人说:“这是我的嫔妃。”把元韶当成妇女加以羞辱嘲讽。一个亡国的宗臣在新朝暴君身边讨生活,其人格尊严任人践踏,实在是可悲可悯。
一般来说,古人多是给对方送妇人服饰,或是让对方穿戴女装以示羞辱。但也有恶作剧者,自己身着女装,扭捏作态地戏弄他人。如《唐摭言》卷三就记载了这样一出闹剧:晚唐乾符四年(877年),举子温定屡试不第,忧愤世风浮薄,便在中第者举行庆祝活动之际,头戴金翠之饰,身着妇人之服,以巾蒙头,乘坐小轿,带领一群与自己打扮一样的侍婢,来到长安城东南的曲江池畔。当新科进士们乘舟游乐之时,忽见岸边柳荫下徘徊着众多佳丽,于是移舟近岸,注目调笑。正当兴致方浓之际,温定命人掀开轿帘,自己提起罗裙,露出长满毛的小腿。众人看后纷纷以袖掩面,顿觉大煞风景,急忙调转船头而去。这真如一场令人捧腹的喜剧小品,透过它,折射出的正是晚唐科场的世态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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