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流行文化中打破性别界限的演绎,总让人想起梅艳芳与张国荣,两人的性别角色都在暧昧位置,张国荣在《霸王别姬》中的演绎,以长发女装登上舞台,都向社会提出挑战:究竟怎样才算一个男人?而梅艳芳的声音天生就性别暧昧,加上百变的形象,也开拓人们的性别想像。
填词人周耀辉从来都在主流与非主流的暧昧位置上,虽然创作的多是流行歌,但题材和表达往往破格大胆。今天勇于发声的他,也曾努力想隐藏真正的自己,做一个主流期望的男人,一直以来都活在痛苦中。
“幸好碰上黄耀明在内的许多朋友,发觉这个世界其实也有很多不一样的男人与女人,慢慢开始觉得自己OK,然后觉得自己要反攻。”
在这条反攻或开拓社会性别想像的路上,他一直有不少同路人支持,从出道开始就合作的黄耀明,到已经逝世的张国荣、梅艳芳,甚至是仍活跃的何韵诗、麦浚龙等,都是彼此的战友。他希望社会能更理解:“性别其实多姿多采,不是永远都是清清楚楚的男或女。”
访问当天,周耀辉刚见完学生,拍照的时候,又不忘介绍学生做的研究,在填词人身份以外,他是浸大人文及创作系助理教授,其性别研究课堂开了不少人眼界,尤其他鼓励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挑战各种界线。例如建议他们与同性手牵手去订情人节套餐,才发现换了性别,便会处处被留难。他又建议他们在Facebook关系状态中先设定为恋爱中,接受大家的like与恭喜,一天后再设定为与同性恋爱中。 “一变同性就立刻静了。一些好朋友更会私下找他们说,OK的,我很接受支持你的。”
在实践中,学生也切身感受到社会中的“异性恋霸权”。 “无论他们赞不赞成我,也希望他们能对性别情欲的呈现和言论,以及当中的权力关系保持敏锐。”
从事流行音乐填词多年,周耀辉一直努力尝试另类创作,但他指出性别二元分野的看法仍然占据着主流。但可喜的是,流行文化中也有不少性别暧昧的呈现,最近他便为西九“暧昧:香港流行文化中的性别演绎”(即日起至5月21日,M+展亭)担任策展顾问,并且也参与其中声音装置的创作。展品包括早年的跨性别粤曲演唱粤剧表演、电台天空小说中跨性别的角色扮演到后来的流行曲《雌雄同体》等。当中特别的是有一段呼吸声的合辑,来自不同歌手录歌时被剪走的声音,在相似的呼气吸气中,歌者的身份性别也变得模糊难辨。他想带出的是:“其实分这么多有什么意思?我们不过是人。”
从来不“硬净”
说到流行文化中打破性别界限的演绎,总让人想起梅艳芳与张国荣,两人的性别角色都在暧昧位置,张国荣在《霸王别姬》中的演绎,以长发女装登上舞台,都向社会提出挑战:究竟怎样才算一个男人?而梅艳芳的声音天生就性别暧昧,加上百变的形象,也开拓人们的性别想像。
周耀辉在九十年代曾为梅艳芳写过《单身女人》与《夏娃夏娃》,表达社会对单身女子的压迫及女性之间的暧昧,这些题材并不寻常。他慨叹,自己出道太迟,他们走得太快,彼此合作的机会不多。 “准备这个展览时也会想,假如他们都健在,还会为香港性别文化带来什么?”
他形容,自己从来都不是“硬净”的人,因此很佩服两人的勇敢坚强。 “他们站到很大胆的位置,或许这与其性格有关,向往着实验,有一种强悍。”张国荣以女装示众的时候,曾承受大量批评,但周耀辉相信,那并不会让他动摇。尤其是他们在演艺圈中有举足轻重位置,做这些实验正是为引起社会回响。
说到周耀辉,总是离不开达明一派。从1989年向黄耀明自荐写歌而出道,两人一直合作无间。 “开始时大家也有一种默契,觉得我们需要为边缘的人做些什么。”第一首作品是《爱在瘟疫蔓延时》,挑战社会对爱滋病患者及同性恋者的禁忌,“最恐怖的是恐惧本身,若恐惧让我们隔绝,孤独才是我们最需要对抗的。希望这首歌能为生活在恐惧中的病者带来支持。”
另一首早年的重要作品是挑战性别定型的《忘记他是她》,与达明一派前作《禁色》相似,但周耀辉指出:“《禁色》是受压抑中的哀求或奢望,从受害人的角度去写,当时我们就说,如果要写一首与性别、另类情欲有关的,我想写一只光明正大的歌,告诉世界,我就是有这些美丽而复杂的感觉,关你咩事?”
以流行文化商品作性小众发声媒介,也是非常暧昧,问到消费文化会否削弱讯息的力量,他如此回答:“就算必须以消费品形式出现,也是能带来一些冲击。而且我也不觉得酷儿文化被消费文化完全吸纳。”他笑言,如果这些商品有天成为消费主流,甚至连麦当劳等国际连锁品牌也用上另类性别的人卖广告,或许也是社会的进步,只是这些事仍未发生。 “例如在荷兰,即使民间对同性恋也相当接受,当肥皂剧中突然出现两个男人接吻,那也算是一件事。”
无法入主流
今天勇敢表达自己的他,从小到大却都在无法融入主流中挣扎。父亲在成长中的缺席,家中只有母亲和姐姐,邻居都是女人较多,在女人堆中长大,他从小言行举止比其他男孩阴柔,“觉得自己与传统的男性性向格格不入”。别人常说他这种性格是因为没有父亲,让他更缺乏自信,努力想融入主流,例如努力想踢足球,却每每是被拣剩的球员,入读男校,许多男生都从运动中建立“男子气概”,他却无法做到。
移居荷兰后,那边开放自由的风气也让他得到许多支持与鼓励。在活出自己的路上,他自言感受到的敌意不多,才能有今天的自信。 “我不是一个很硬净的人,也很幸运获得很多支持,正因为这样,我知道软弱和随波逐流是如此轻易。稍一不慎,可能我已经『冧』咗,长年生活在不快乐与孤独中,强迫自己如正常人生活。因此我觉得自己更需要站出来,帮那些未有能力硬净的人。”
要继续发声
他笑言,与黄耀明都50多岁了,年纪可能比学生的父母更大,因此也觉得自己要做更多。 “我们很想告诉年轻人,就算不是一般人认为的男或女,是怪异另类,也是OK的。”现在有可接触更多人的平台,因此他们自觉要继续发声,希望社会可变得更宽容,人人可以在平等位置彼此尊重地共存。 “一路以来,我都感受到世界很排斥异类,但我仍能站稳于边缘上,能否开拓更大空间,让其他人也站起来?”
近年社会运动遍地开花,性小众也是重要一员,例如黄耀明、何韵诗高调参与,也带动社会对性别议题的关注。他表示,从来性别议题都非只关注性别,也是与个人生存空间、表达自由等有关。 “性别与情欲都是个人的表达,民主也是与表达自由有关,两者可互相支撑。”性小众对受压迫、被灭声的位置有切身感受,所以更明白发声的必要。 “对LGBTQ的人来说,很容易明白没有自由自主、不公平待遇的可怕。”
说到未来,周耀辉常引用英国作家劳伦斯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卷首第一句:“我们活在一个悲剧的年代,因此更不可以用悲剧的方式生活。”他解释:“我没有任何理由去乐观,特别是在大政治环境中,但悲观地做人也不行,我宁愿带着希望做下去。”明哲保身、苟且偷安,都不是他想要。 “我不是剩下很长的人生,但我的学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实在不忍心就这样『算数』,因此还是想继续抗争和反攻。”
周耀辉小档案
出生年份:1961
学历: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媒学院博士
职衔: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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