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我和我的T妈妈》导演黄惠侦

两代之间，什么样的沟通才算数？什么才叫理解与和解？如果没有伤痕，我们还能成为有感情的人吗？

对黄惠侦而言，《我和我的T妈妈》大概是一个初步的答案。虽说家庭是避风港，却也常在生命中刮出第一场风暴。沉默常常是张保护网，维持摇摇欲坠的平衡，守候那些不宜戳破的秘密，让家内的差异和苦痛得以共存。

黄惠侦却不甘于安全网下，打破沉默，迎向风暴。

片中，她以妈妈惯用的台语，一字一句地诉说对于母亲曾经的怨怼和疑问，也缓缓拉出一个底层家庭的生命纪事。一个成长于乡村的Ｔ，难逃强迫性的婚姻家庭，却遇上家暴，不堪受辱的Ｔ妈妈带着两个女儿逃离了家。为了讨生活，女儿们跟着妈妈跳牵亡阵，失学，却也锻炼出求存的韧性。成年后的女儿试着回望这段异样的童年，逐步辨认异样所带来的伤与痛，以及，为什么异样会带来伤痛？

这部纪录片的源头，大概可追溯至导演黄惠侦在十一岁那年，第一次听到“同性恋”三个字。 “当时的老板是个六十岁左右的阿伯，他在和朋友聊天时，突然讲到，『她（指我）的妈妈是同性恋、变态不正常』。”此前，黄惠侦未曾觉得妈妈交女朋友是变态见不得人之事，这句意外听闻的闲言闲语却成了潘朵拉的盒子。

那是九０年代，同志运动与文化初开展，仍属小众，对于一个生活环境封闭的孩子而言，她所能在大众媒体上认识的“同性恋”根本是洪水猛兽，她甚而怀疑变态生的孩子可能也是变态，矛头指向自身，恐惧惶惑，却无力拆解。二十岁那年，黄惠侦离家、也离开牵亡阵，经由杨力州的引介而认识纪录片、进入芦荻社区大学学习拍片，而后在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工作期间拍出《八东病房》（2006）。她一点一点长出理解与诉说的能力。

“我开始学着理解什么是社会结构，以前只知道我家与其他人不一样，不懂得摆放回社会去看。痛苦其实来自外面的压力，而不是我妈，明明十一岁以前没有影响，为什么十一岁以后突然有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小，我就被贴上很多标签，或在那样的自觉下成长。对我而言，纪录片最大的意义是，我发现了一种可以发声的工具，否则我们永远都只能被这些标签诠释。”

《我与我的T妈妈》中，T妈妈于牵亡阵中出演。

然而，故事启动前，黄惠侦得先不再将母亲理所当然地视为一位母亲。成为母亲前，一位出生于 1950 年代的Ｔ，如何带着自己的情欲在保守的农村社会生存？镜头拉回Ｔ妈妈的老家，也拍出了台湾家庭面对家内同志的典型反应。过去，黄惠侦一直以为家中长辈非常清楚妈妈的情感状态，尽管在婚姻中，也一直有女朋友，更从不避讳带回家。孰料，当镜头直接面向舅舅和阿姨，询问：你知道我妈是同志吗？所有人，不约而同尴尬搔头，异口同声：“我不知道。”

这几个镜头意外捕捉了沉默与尴尬的片刻，那一句冷静且斩钉截铁的“我不知道”其实寓意丛生，只消一句话，便拍出了多数同志在原生家庭中的处境。告知不一定能获得肯认或理解，往后的沉默往往是对待彼此最安全的方式。出柜总是漫长，内心翻山越岭后，其实对方仍留在原地，距离更形遥远。

同样的，黄惠侦拍片前亦不知道将故事摊在阳光下会造成何种后果，“拍摄就是一个决定。我们的关系一定会改变，但无法确定是好或坏。但我更不想维持现状。”《我和我的T妈妈》的影像素材约150 个小时，除了拍摄母亲的口述片段及返乡探访，还集合了她在1999 年开始拍摄的home video、颜兰权曾试图拍摄Ｔ妈妈及其女友的材料，新旧影像交杂，诸多难容于社会的污名与印记交错。不过，拍摄过程中最困难之处，是让Ｔ妈妈开口。 “我们从来不沟通，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始。我妈并不是不讲，而是不懂怎么讲，她表达情感的方式向来不是语言，困难重重。”

因此，拍摄初期，开会的时间比拍摄时间还长，“我们一直在思考该怎么让妈妈开口，所以有段时间在拍『我』，制片访谈我，透过这个过程重新梳理一遍自己的想法。而后改变方式，我得先说点什么。对我妈而言，同志身分始终不是问题。她能提供的都是比较片段的说法，而不是当时为什么这么做的分析。人生就是得一天又一天度过的日子，是这样就这样，没什么好讲的。”

《我与我的T妈妈》

黄惠侦明白，需要说出一切的是自己。影片中段，迎来全片最戏剧性的一幕，她与妈妈对坐，说出深埋心中多年的疑惑与秘密。从气氛凝滞到情绪溃堤，影片上看来几分钟的镜头，其实拍了三个小时。黄惠侦回忆：“沉默的时间比较多，但那个沉默很重要，至少我们就对坐着，一起用很拙劣的方式，面对那些我们一直无法面对的事。”黄惠侦知道，妈妈愿意拍这场戏，和女儿枯坐三小时，面对那些难堪与晦暗的过去，便是在回应那些关于爱的疑问了。

这场戏所揭开的秘密也是黄惠侦拍片的动力之一，“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没办法面对，曾经以为我们什么都不讲也能过一辈子，时间够久它就能被忘记，但事实证明，快四十年过去，它并没有变淡。反而因为我生了小孩，它又突然重头来过，我每天和小孩相处，一直让我回想起我和我妈的关系。即便当了妈妈，我还是我妈的小孩，我对她的情绪一辈子都在。我一直在面对心里的洞，尤其​​，当我越爱小孩，越发现自己其实是在弥补得不到的东西。若不将它们理清楚，那个洞，就会一直在存在。”

整部片中，Ｔ妈妈沉默的表情总是比她说出来的还让人刺心，那些说不出来、无法回答的，反而具现了她的挣扎与承担。两代之间，沟通何其困难，如何拥有共同的语言？如何不让善意成为一种强迫，强迫对方成为自己理想中的样子？

“时间不能抚平伤痛，但时间会让你准备面对伤痛。”黄惠侦淡淡地说。片子完成，故事却仍在行进，“过去，我一直在期待她成为不是她的样子。我还在学习理解并接受自己最爱、最重要的那个人真正的样子。”

片末，他们回到老家，一行人站在砖造老屋前，阳光炽烈，黄惠侦问：再次回到老家，有什么感觉？在镜头前总是抢戏的舅舅插着手语气不耐地说：有什么感觉？东西都坏光光了。画面转向屋外的稻田，画外音又说：

东西都不能用了，让过去的就留在过去吧。（Blogspot 文／蔡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