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阳：那些MB教我的事

介绍自己时，郭子阳常开完笑说自己是“卖淫的”，很多人信以为真，他也一笑而过。拍照这天，他穿一件明码标价的自行车服，10K，并非他“卖淫”的价格，而是他参加美国“艾滋骑行”筹款超过1万美元的纪念。10年前，他刚开始做公益的时候，不满20的他每天梳着潮流的发型，衣服上挂满复杂的挂饰。10年后，他素脸站在Gayspot封面照的镜头前，连粉底都不打。“老了呗，不想再弄那么复杂”，他说。

“卖淫为什么不能是为了自由呢？”

郭子阳04年到京，那时他18岁。因为朋友关系，他去做临终关怀。这是公益在他少小生命中的最初投影。随着年岁渐长，又加之网络浇灌，郭子阳很快认同了其同志身份。这其间他结识了很多朋友。生活似乎总存在着一种必然，05年他去做检测，碰巧相关机构在做艾滋议题，他很感兴趣，于是便去做了志愿者。工作之余，他时间充裕，便把所有都投给了公益，这让他第二年就成长为主要的组织者。07年全职，郭子阳的生活渐被公益赋形。

至于当初为何选择性工作者作为服务对象，郭子阳坦诚说性工作者问题严重。这，是他最初的判断，也是他后来究究不已的偏见。然而以身份凝结起的圈子是很难介入的，尤其在隐蔽情况下，身份是最大的隔绝。

“电话打过去，就说送安全套。对方回复，我们不需要。（他们）担心会是警察。我说我们是疾控的。回复，我们这没有艾滋病。”

信任艰难，郭子阳对此的策略是耐心和诚恳。他给他们发信息，说哪儿哪儿严打啦扫黄了注意啊，天黑小心路滑。时日一长，松动出现了。

“第一次在双井，老板派一个小弟下来，我们把安全套给他，宣传资料给他。但我们还是进不去。”

这个准入过程甚至难于入党考察，一年时间，联系才慢慢虚以委实，并到最后成长为信任。“一年后大家就互相来往，相互介绍。他们会带朋友过来，我们也会过去。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只关注艾滋，我们更关注性工作者的权益、法律和暴力问题。”

大部分人会认为性工作者是艾滋高发人群，“其实这是偏见。你会发现那时他们戴套的普及率已经远远高过一般男同，然后大家也很清楚感染了性病、艾滋病要怎么做。实际上艾滋并不是他们主要的问题。（他们）最主要的问题是（来自客人）暴力，和警方的钓鱼（执法）。”

然后郭子阳开始了这个隐秘世界的讲述，他声调平和，但过多的语气还是泄露了他的情绪。

“他们各个年龄层都有，我见过的，最小12岁，最大70多岁。有同志，有直男卖同性的，有夫夫一起卖的。他们带给你的冲击是很大的。就像那个直男卖同性的，他卖得很开心，然后女朋友还知道，并且二人感情很好。事情完全是超预期的。（你会发现）卖淫简直是无障碍就业，年龄那么大的，那么胖的，不好看的，生意都很好。”

“他们并非苦大仇深。并非是活不下去或者被骗被拐才来卖淫。社会对性工作者的定义是你肯定有问题才来做这个，正经人家谁做。尤其你还是男的。有手有脚的，更何况你还是卖男性。这其实是很多重的歧视，他们从来就没有体会过这个生命本身。他们不会知道他做这个做得很开心，他可以选择客人，玩儿他喜欢的，然后还很赚钱。”

“（我记得）一个专卖老人的会所，最年轻的35，最大七十多。然后有一个大学教师，五十多岁，家有妻小。他不接活儿时，就喜欢给大家做做饭，做做卫生。他不是为了赚钱，他经济很好。（这个工作让）他能够经常到很多地方，然后遇到的小孩子都是他喜欢的，而且又能赚钱。他说家庭太压抑了。他们那个年代，都是要结婚，然后过得很压抑。（至于客人）给多给少都无所谓，这是他要的生活。你可以说他卖淫是为了自由，卖淫为什么不能是为了自由呢？”

而郭子阳也在这个隐秘的世界里打开了自己。

“他们的主要问题不是疾病，而是社会的歧视和侵犯。”

“最初想，他们肯定是有原因的。非得需要什么原因么？然后你会听到很多故事，这些故事会彻底改变你。（你会知道）他们的主要问题不是疾病，而是社会的歧视和侵犯。性工作者在中国不合法，（会经常）被警方骚扰。更多是被客人侵害。我们遇到很多很多被客人打伤的、住院的、被捅的，他们不敢报警。因为他们本身也是违法的。然后客人会变本加厉，因为他们不敢报警。”

虽然无力感遍布，但郭子阳们还是找到了他们的价值。

“（我们）最重要的价值是整合资源。我跟你聊天，你把（遭受侵犯的）一切告诉我，十分细节的，怎么发生的，对方有什么体貌特征。然后我遇到另一个人，再跟他聊天。我不断跟每个人聊天，然后把信息收集过来。我们有几千例这种毛毛角角的经验。尤其对于刚入行，这些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他们很需要这种经验，以免受到侵害。法律保护不了他们，好在我们还有经验。”

而郭子阳也知道，最大的无力感倒不是性工作者，而是警方。

“对警察，我们只能尽可能跟他们讲不能太暴力地对待他们。虽然他是性工作者，但是不能因为他这个身份而无辜遭受暴力和侵犯。不见得好，但一定要说。能争一分是一分。”

聊到这里，我们跟随午后稍作了停顿。郭子阳缓下来喝些咖啡。但他随即仰头，又笑，“好多人说我们像他们的工会。其实我们强调的是我们什么都给不了他们。我们能给他们的都是他们先给我们的。我们希望他们之间能够有这种互助。至于我个人，我最开心的是我完完全全看到了这十年这个社群的变化。”

他语速很快，整个人给人一种收缩感，但力量却在那里。他才28岁，但做公益已经十年。我们旁边，一个女人在反复跟人议对她的投资计划。她唇上的红很紧致，咖啡从递上去就没被呷过一口。北京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城市，反而是我们呷咖啡谈公益，我才觉得是一派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