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中国的同志以及同性恋现象

　　编者按:他曾经是一个对正课不感兴趣的中学生,他说“金庸是天才、我是人才”。许多见过他的人都说,他不像一个风度翩翩的大作家,倒像个风尘仆仆的老农民。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布衣本色才是他人格底蕴之所在。他说他很欣赏孙中山先生的一句名言:“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他的“落霞三部曲”实现了他的理想,被众多挑剔的文学评论家誉为“当代及至近代以来历史小说创作的最为重大收获”。他就是我们今天所要采访的主人公:著名“皇帝作家”——二月河。　　白晓:凌老师,作为一位对历史有着深入研究的著名作家,我们很想知道您是如何认识和看待同志或同性恋现象的?　　二月河:这不是个新鲜的话题。因为从古到今,中国的同志以及同性恋现象可以说是绵延流长,而且中国历朝历代对这件事和这个现象都要比国外来得更宽容些。从断袖、分桃、龙阳、男风及至清末民初的北京八大胡同,都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近代在同性恋方面的包容和开放,当然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造成的,也因此其中的双性恋主仆和男宠占了绝大一部分。从历史上看,明清时期南方比北方多一点。不过对于女性之间此类现象的记载却几乎没有。　　今天,许多西方国家的同性恋已经合法化了,这是他们长期以来不屈不挠努力的结果。在当代中国,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同性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认为是一种病态的、甚至违法的行为,普遍受到社会的谴责与歧视。改革开放以来,国门大开,东西方文化不断交汇、融通,随着当代文明理念的渗透以及现代医学对同性恋做出的新的科学解释,加之经济大潮下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日趋多元,促使国人对同志及同性恋现象又回复到一种这是关乎个人隐私、是不同的性取向和生活方式,别人无须干涉的状态。当然,不可否认当今社会依然还有不少人歧视它、诋毁它。　　就我个人而言,坦诚地说,我很反感,但我不反对。因为它既没有违法也没有干扰到他人,因此社会就应该允许它的存在。世界这么大,怎能用一种生活形态来界定是与非、好与坏呢?借用一句不太恰当的俗语形容:“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世界这么大,就应该有各种各样的鸟在林中飞翔。　　白晓:凌老师,绝大多数人认识和喜欢您是因为您的“落霞三部曲”,但我知道您对红学也是有研究的,写过不少见解独到、颇有影响的论文,而且您的三部曲好像跟红学也有一定渊源吧?那您对王蒙老师提出的“曹雪芹可能是同性恋”的观点怎么看呢?　　二月河:你了解的够清楚啊!我创作《康熙皇帝》的想法正是在一次红学讨论会上受到启发而萌生的。王蒙老师关于“曹雪芹可能是同性恋”的提法,我是不认同的,我从没有在史料中看到过有关曹雪芹可能是同性恋的任何记载和描述,我们不能仅凭〈红楼梦〉中有关同性恋的描写就去揣测作者的性取向,因为一部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就是要把社会的方方面面真实地、艺术地、生动地的展示出来。看过我作品的人应该知道,《康熙皇帝》中几乎没有出现过一点有关同性恋的描写,但在《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中则有。比如在《雍正皇帝》中,一位格格就曾向雍正哭诉她的烦恼,因为她发现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同性恋。不过雍正也没办法,只能让她先委屈着,因为当时她的丈夫正在前线带兵打仗。从这我们能看到同性恋不仅自古有之,皇亲国戚中更是不乏其人。而且同性恋中不仅仅有地位低下的主仆、男宠,委婉多愁的书生、秀才,也有格格丈夫这样带兵打仗的英雄骁将。　　白晓:凌老师,作为一位作家,您是否关注过《霸王别姬》和《断背山》这两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同性恋作品呢?　　二月河:《断背山》我没有看过。《霸王别姬》我个人认为它不是一部直接讲述或描写同性恋的作品,剧中主人公程蝶衣是一位京剧男旦演员,他在长期的角色塑造过程中,由于对艺术、对角色投入的太深太专注,因此影响到了其自身的心理状态而导致性取向的改变。我不太清楚这种情况是否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我对这样的现象没有什么了解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