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让同性恋有更多的平等权利

　　 李银河，1952年出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

主要著作有：《同性恋亚文化》、《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中国女性的性与爱》等。李银河教授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并于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五十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为了让他们有更多的平等权利

记者：中国研究同性恋的学者多吗？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课题？

李银河：其实在上世纪20世纪30年代，潘光旦就在中国古籍中查找了关于同性恋的记载，并作为附录附在所翻译的《性心理学》后面。这是中国近代对于同性恋的最早研究成果。我选择这个课题也有些偶然。1988年，拿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我回国进入北京大学做博士后，师从费孝通。当时，涉及婚姻家庭领域的很多社会问题研究都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我研究题目是：对离婚的、单身的、自愿不生育这三种人群，做调查分析。调查中，我偶然遇到一位30岁左右的单身男子，他坦白自己单身的真正理由在于自己是同性恋，接着，这位男子陆续给我介绍了很多同性恋者。另外我一位朋友做心理咨询老师，也给我提供一些线索。就这样，我就开始了同性恋的研究。

记者：作为女性学者研究性学和同性恋你是不是中国第一位？

李银河：应该是吧。我的其实我的研究领域是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并不是仅仅是性，只不过性研究方面大家关注的比较多。

记者：您对同性恋的研究是出于一个非常冷静客观的学术研究的角度呢，还是说希望为这个少数群体做一点什么呢？

李银河：我觉得两者都有，要说完全是把他们当成一个比如小白鼠似的来研究，也不是的，实际上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你选题的时候，你已经有了倾向性，比如跟研究一个猩猩什么的确实不一样，所以应当说是两者都有吧。

记者：你身为一名女性学者，同时也是女性主义的研究者，你似乎一直在为同性恋者呼吁，这是不是和你作为学者应该保持的客观冷静有些冲突呢？

李银河：这是不能避免的。你选的是同性恋研究，这里头已经带着同情，而且后来女性主义研究特别强调就是说应当是带着同情来研究的，这个带着同情至少不是错误，不是一件坏事儿。带着同情可能你能理解得更好。

记者：你在今年通过朋友给政协提交了关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这样一个提案，当时您对这个结果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料？

李银河：其实这个提案已经提过两三年了，我知道这个东西恐怕不会那么快通过。我觉得主要是为了传播一种正确的理念，希望大家在同性婚姻的问题上，能够跟上世界的潮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记者：从事后各媒体反应和网上的调查显示，你感觉你的目的达到了吗？

李银河：我觉得达到了，虽然还没有通过，但是已经有特别多的人关注这个问题了，在中国等于说它已经在社会生活中被提上议事日程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记者：因为这个提案你似乎受到了很多人的攻击，对您的评价我觉得两个极端都有，您感觉怎么样？

李银河：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支持的。我在网上还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同性婚姻提案，有60%多的人是支持的，大概有20%多的人反对。我对那些负面的评价我已经不怎么在意了，而是感觉到现在有的人对同性恋的态度太过激烈了。我曾经看到网上有一篇围剿同性恋的檄文，感觉同性恋的人是不共戴天的，其实我感觉其实同性恋最需要的就是获得和一般人共同的权益，他们也有被人尊重的权利。就像这世界有很多不同肤色的种族的人群，你没有权利去歧视与你不同种族或者信仰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