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到了下午6点,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疾控中心)的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中心却还没有下班。这时,一位20出头的小伙子推门走了进来。身穿白大褂的护士长用温和
云海的到来为检测中心解决了一个最头痛的问题,那就是医务人员与男同志人群之间的沟通问题。与云海共事的孙大夫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云海就像一个桥梁,能把我们医务人员和男同志人群很好地连接起来。由于他自己是同志,又很有亲合力,许多来我们这检测的男同志有什么不方便或者不愿意跟我们说的东西都可以跟他说;同样,我们有什么希望向男同志群体传达的信息,通过他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开始,家人非常不理解云海为什么放着好好的国企不做,却选了一个收入低,社会地位也不高,既无名又无利的工作。云海只能慢慢地做家人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钱不是最重要的,够花就可以,知足才能常乐,最重要的是自己觉得快乐和充实。渐渐的,家人也就不再提这件事了。云海笑说,再怎么说自己也是有房一族,没什么经济压力,只求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这样,云海一干就是三年。2008年,在疾控中心的支持下,云海和其他一些志愿者成立了一个名为“纳米社团”的志愿者小组,专门在男同志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预防宣传。云海说,之所以取名为“纳米”,是希望自己的团队能够从小事一点一滴做起,踏踏实实做一些实事。
艾滋病不等于同性恋
在一线工作了三年,云海接触过的前来做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的男同志不下千人,但这也仅仅只是男同志人群的极小一部分,他深深感受到了男同人群防艾工作的任重道远,也更加觉得肩上的责任重大。
云海认为,目前社会上对同志人群有着很多的误解。比如,有人认为男同志都是娘娘腔,男同志都很花心,男同志没有真感情只有性等等。“但是,最严重的误解在于,很多人都把同性恋等同于艾滋病,这种错误的认识不单单对于男同志人群是一种污名化和伤害,更在于它对整个艾滋病的预防工作是非常有害”,云海说,“有两个活生生的例子。曾经有一位年过三十的男同志来找我们做艾滋病检测,他从未和任何人发生过性行为,也从未有过输血或者注射吸毒的经历,只是听说艾滋病是同性恋得的病,就整天的提心吊胆,更不敢和任何同志接触,身心都因此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还有一位刚新婚的女士,陪一个男同志好友过来做检测,她无意中说了一句,“幸好我不属于艾滋病的高危人群”,我们就告诉她,高危人群的说法其实是不科学的,只要是不安全的性行为,都有可能被传染艾滋病;她当时就吓住了,说自己和丈夫从来没用过安全套,结果一查,还真的是阳性,我们都为她感到可惜。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只有高危性行为,没有高危人群,不能把艾滋病和同志群体划等号。”
对云海和疾控中心的医务人员来说,还有一件最让他们头痛的问题就是“知行不一”,很多人明明了解艾滋病的相关知识,也明白安全性行为的重要,但总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采取安全的性行为。有人说不好意思买安全套,有人说忘记买了,有人说因为太喜欢对方一激动就忘了,也有人说用了安全套不舒服,总之五花八门的理由都有。但是,激情过后,便又陷入深深地懊悔和担心之中。如何解决“知行不一”的问题,是云海和疾控中心的医务人员接下来要重点研究和想办法解决的。
“其实,艾滋病不仅仅是一个疾病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在云海看来,社会传统观念对于同志人群的偏见和歧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男同志人群艾滋病预防工作的效果。
“我还碰到过两个亲兄弟来检测,都是同志。他们说,自己出生在农村,在老家,两兄弟都不结婚生子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他们就想趁结婚之前,多找些同志做爱,免得回到老家结了婚就再也找不到了。他们问我,你说像我们这种情况到底应不应该结婚。我真的觉得很无奈,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们。”云海说,除了艾滋病防治的相关问题,来检测的人问得最多的就是结婚的问题。许多男同志都被迫选择和女性结婚,从疾病传播的角度来看,这无疑加大了女性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对此,云海表示了深深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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