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华：第一次用“同志”称呼同性恋的人

林奕华

　　林奕华，香港文化界著名人物，也是一位同性恋人士。他是第一个用“同志”称呼同性恋的人。他曾写过多部舞台剧，1994年凭《红玫瑰白玫瑰》（关锦鹏导演）获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正值由张艾嘉原创的舞台剧《命运建筑师之远大前程》在大陆巡演广州站期间，笔者采访导演林奕华———　　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角色看到自己　　记者：您很喜欢张爱玲的《心经》？　　林奕华：十八九岁时初次读到，觉得那个小说很现代。她的写作是对家庭的颠覆。《心经》从表面上看来，父母健在，女儿是掌上明珠。可是其实呢，暗涌着女儿对妈妈的妒忌，父母之间爱情的死亡，爸爸年华老去的伤逝和挫败感，而妈妈是一个EQ很高的“CEO”———女儿最后崩溃了，她仍可以很好地处理这一切。我也是来自于这样一个家庭，彼此有些共通点。　　记者：当中的不伦恋情对您有所触动吗？　　林奕华：嗯，当时已知道自己是同性恋。与小说中的这种恋情一样，是种禁忌，在不能见光的情况下进行。　　记者：张爱玲的其他作品您也喜欢？　　林奕华：张爱玲的全部书我都很喜欢，最喜欢《半生缘》。　　记者：为什么是《半生缘》？在文学史上评价反而不及她的短篇小说。　　林奕华：《半生缘》有瑕疵，但细节很丰满……这个问题很好，让我想想。这样讲吧，我一定不是王佳芝，一定不是白流苏，但我可以是顾曼桢。　　记者：为什么是顾曼桢？　　林奕华：其实我是顾曼桢加上顾曼璐，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是石翠芝。但我一定不是那堆男人，那堆男人没用的。（笑了，一旁的同事也笑了。）　　记者：可是她们三个是很不同的女人。　　林奕华：我也可以是很不同的。　　记者：为什么刚巧是《半生缘》中的三个女性呢？　　林奕华：这三个女人经常将自己放在一个不应该放的地方，就像《红楼梦》说的“尴尬人逢尴尬事”，比如曼璐，就是个desperate house-wife（绝望主妇）。　　女明星对我的影响大于男明星　　记者：您会在角色身上看到自己？　　林奕华：在明星身上也能看到一种自我认同。我从小到大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铁金刚”，所以我从来不会对扮演“铁金刚”的明星产生“想成为他”的那种欲望，但不代表对他没欲望———我可能会被“铁金刚”吸引。这是一个自我的建构过程。笼统地说，女明星对我的影响大于男明星。女明星的身上比男明星有更多传统和现代的冲突，承受很多潮流和时尚给她们的压力。在她们的发展里，可以看到她们是怎样由一种被欲望化的物件转化成另一种。　　比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优雅是很重要的，但现在没人说优雅，现在是Lady gaga。优雅所需要的是含蓄、细致，但现在的人是就怕你看不到我。人人都在竞争，然而大多数人都平凡、平庸，所以他们不能再用内在的气质帮自己说话，她们要用“大声公”（扬声器）。你在女明星身上可以看到时代的变化。相对来说，男明星较少。　　记者：那这种自我认同如何体现在您的创作里呢？　　林奕华：比如，我会认为优雅是重要的，在作品中会很重视细节。主题也一直是更关心女性。现在的爱情电影里的女孩子总是显得白痴低能，然而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爱情电影，女主角如Meryl Streep（梅丽史翠普）、Barbra Streisand（芭芭拉·史翠珊）都是很有自我的，她们与爱情对象拉锯的时候，经常有很多辩论。　　现在女性的权力提升了，然而她们还是很被动。她们会被叫作“剩女”，她们比男性更介意人家的看法，她们会将进步力量内化为恐惧———怕自己太进步、太前卫，无法得到传统女性能得到的东西。所以女性常常被扯后腿。明明已经在学历、谋生能力、经济、自我意识这些方面随着时代进步向前，但总是向前走三步向后退两步。我的创作就是想在这种处境中提出：是不是必然的呢？有没有其他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