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锵锵三人行》谈同性恋不新鲜

　　查建英：对。　　王蒙：您说的这个，刚才就说到中国现在开始爆发，我有一个想法，因为我对这个不是太内行，我谈话题是可以。根据我的了解中国有一个问题，就是把一个疾病的问题往往会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和道德联系在一块。　　窦文涛：对，您讲的对。　　王蒙：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块。你要说你有别的病，没关系，你得了癌症，也没有关系。但是譬如说某某，咱们认识一个人，他得艾滋病了，立刻他的形象就垮了。　　窦文涛：他们不敢说。　　王蒙：北京还发生过两个著名演员，咱别再提了，别给人挑事。其中有一个可能是开玩笑“说什么他，得什么病了，得艾滋病了”，法院告了，说你怎么说我有艾滋病呢。还发生过这种事，所以包括数字，咱们不能够非常准确的，这发现艾滋病了，管这个事的头儿他会想这种事急着往上报干嘛呀，是不是艾滋病现在谁敢说准了，你问别人，咱们这一个省里头，人家那么多县都没有艾滋病，你这出来俩艾滋病。说明你这道德败坏，社会风气混乱，还有这种意识，所以说等等再看看吧，看看上面什么政策吧，是得了艾滋病全都从政治上进行帮助。　　窦文涛：甲流呢？　　王蒙：甲流，我认为咱们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从SARS那一回，注意有流行病要报告。但是这个甲流一开始特别重视，后来看这个甲流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跟那个非甲流也差不多。我还打了一针呢，一点反应都没有。　　窦文涛：疫苗？　　王蒙：对，疫苗。　　窦文涛：您打了？　　王蒙：对，但是最近我到外地去，听人有这么说的，说他们那个省里头规定，如果一个县市，要是一天有仨人得了甲流，就作为重大疫情往上报告，所以他们就不愿意说是有仨，今天一发现有四个，这个很容易灵活处理，我今天报俩，明天报俩不就完了嘛。　　窦文涛：这个中国人最会算帐了。　　查建英：对。其实说到这儿，我倒有一个感想，我觉得在中国现在这个社会转型当中，我看到现在这次报道对艾滋病的防御，然后连带提到同性恋，我觉得这个态度已经好太多了。　　王蒙：你这个说的太重要了，咱们一般老认为中国人保守，中国人他有两面，确实有保守的时候，也有这观念与时俱进，跟得还挺快。　　查建英：而且跳跃性的，我觉得都没经过什么街头政治这些激烈的形式，突然政府领导就完全，你看提到艾滋病酒吧的时候，把它叫为科研项目，实际上就通过一种和风细雨似的让你到这来喝酒，我给你讲讲你要注意安全、避孕，然后否则可能会有危险的后果，完全对他不做任何道德裁判的。　　窦文涛：这挺政治正确的。　　王蒙：而且我挺感动，因为您知道我当过十五年的政协委员，我是从前年就不当了，年龄过大。咱们演员濮存昕，特帅的一个小伙，跟您一样帅。　　窦文涛：我得像他学习。　　查建英：有点像。　　窦文涛：那我改行得了。　　王蒙：濮存昕他是关怀艾滋病的一个形象代表。　　窦文涛：做了好多公益广告。　　王蒙：他对广告公益也有，而且他有机会就宣传要关心艾滋病人，不要歧视艾滋病人。有一年是国务院有关领导，陈至立国务委员去跟文艺界的政协委员座谈。濮存昕还专门提出来座谈完了以后，他要把关怀艾滋病有一个红丝带，有一个标志，我不知他叫什么，叫“关怀者”还是叫什么，就把那个红色带献给陈至立国务委员，因为他分工也管卫生了，管文教卫生的国务院有关领导人，也关心艾滋病人。陈至立也是非常高兴的，愉快的接受了这样一个献礼。　　查建英：最近涛哥还捐了五千块钱。　　窦文涛：是涛哥，我也要向那个涛哥学习。　　查建英：而且我特别具体的受到，90年代初的时候我接触过一个叫万延海，那时候是什么健康中心的，最早其实他们是做这个工作的，就是防艾滋病。但是那个时候还有一些把同性恋当一种兴趣，当做一种病，要治它，在西方也有，在我们这也曾经有过，让他看比如说性爱录像，同性恋录像，然后用一种让你觉得很难受的行为。